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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于姓（拼音：chún yú xìng），在《百家姓》中排名第424位。在2023年全国姓氏人口排名第300位以外。
部分淳于姓历史名人
淳于髡：(公元前386年～前310年待考)，齐国人(今山东黄县)。著名战国时期齐国文士。
齐国赘婿，齐威王用为客卿。
他学无所主，博闻强记，能言善辩。他多次用隐言微语的方式讽谏威王，居安思危，革新朝政。还多次以特使身份，周旋诸侯之间，不辱国格，不负君命。
周显王二十年(齐威王八年，公元前349年)，楚国侵齐，他奉命使赵，说服了赵王，得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国闻风，不战而退。政治思想上，他主张益国益民的功利主义。在同孟轲就“礼”与“仁”的两次论战中，鲜明地表现了他这一立场。司马迁称赞他说：“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所著《王度记》今已失传。
司马迁在《史记》重说他：“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并将之将来《滑稽列传》之首。
齐威王当政初时，“好为yin乐长夜之饮”，国政荒乱，群臣莫敢谏。淳于髡针对齐威王好隐语的特点，对齐威王说：“国中有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不知此鸟何也？”齐威王明白他的用意及苦惊讶，用隐语回答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此振作起来，治理朝政，收复失地，使齐车又强大起来。“一鸣惊人”也做为典故流传下来。
齐威王八年(公元前349年)，楚国出兵伐齐。齐威王命淳于髡带“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向赵国求援，淳于髡向赵王陈明利害关系。请其出兵。赵国当即派“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援齐，楚国闻之，连夜撤兵。
齐威王大喜，在后宫摆宴庆贺胜利。当齐威王问其能饮几杯酒时，淳于髡借机又一次讽谏说：饮酒可多可少，但“酒极则乱，乐极生悲，万事尽然”。齐威王更加相信淳于髡的话，从此罢长夜之饮，除yin靡之风。
齐宣王为振兴齐国，号召天下人推荐有才干、品德好的人。淳于髡在一天内就向齐宣王推荐了七名贤士。齐宣王当然很高兴。可是，他对顷刻间出现的这么多贤士感到有点怀疑。
于是齐宣王把淳于髡叫到跟前，对他说：“先生，我有一个疑点想问问你。我听说，能在方圆千里的范围内找到一位贤人，那么天下的贤人就多得可以肩并肩地排成行站在你面前。在古今上下近百代的范围内能出现一个圣人，那么世上的圣人就多得可以脚跟挨着脚跟地向你走来。今天，先生您在一天的时间里就给我推荐了七位贤人，如此看来，贤人岂不遍地皆是，有点太多了吗？”
淳于髡笑了笑，对齐宣王说：“大王您听我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同类的鸟，它们总是栖息、聚集在一起；同类的野兽，它们也总是行走、生活在一起。倘若我们到低洼潮湿的地方去寻找柴胡、桔梗这些植物，别说是短短的几天，就是几辈子也不会找到一棵；但是倘若到山上去找，那就多得可以用车去装了。万物都是以同类相聚的。我淳于髡向来与贤士为伍，我的朋友个个都是德性高尚、才智非凡的人，大王您找我寻求贤士，这就像在河里舀水，在火石上取火一样，轻而易得，取之不竭，您怎么能嫌我一天之内给您举荐的贤士太多了呢？我周围的贤士多得很，岂止这七个人！今后，我还要继续向大王推荐呢。”淳于髡一番话，使齐宣王茅塞顿开，心服口服。
淳于髡一生机智、幽默、直言敢谏，能言善辩，出使不辱使命，属乱世贤臣。
淳于越：(生卒年待考)，秦朝人。著名齐国博士，秦朝大臣。
李斯和淳于越是原一对好兄弟，身居相位的李斯，为了迎合秦始皇统一言论的需要，上表焚书，当即遭到太子老师、博士淳于越的反对。
李斯意识到，焚书之议势在必行，却又担心性格耿直的淳于越强谏惹祸，想方设法劝导他，可是淳于越还是触犯了律令。在李斯的袒护下，淳于越免于死罪，革职回乡。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提出了恢复分封制的主张。丞相李斯加以反驳。他指出，时代不同，治理的方法也应该不同。儒生们“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统一可能遭到破坏。因此他建议：
一，除《秦纪》、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诗》、《书》、百家语外，凡私人所藏儒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逾期不交的，处以黥刑并罚作城旦(旦即早晨，是清晨就开始筑城的一种苦役)；
二，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
三，严禁私学，“以吏为师”。
秦始皇支持了李斯的建议。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事件。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一些方士和儒生对秦始皇进行议论、诽谤。于是秦始皇下令追查，共逮捕了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杀在咸阳。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坑儒”事件。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制思想文化而采取的两项重大措施。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关系发生激烈变动，学术界呈现出一种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新气象。至其末年，诸国由分裂归于统一、与之相应，思想文化也出现了力求兼收并蓄，冶熔各家学说于一炉的趋势。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运用封建国家的权力，强制推行思想文化的统制政策。焚书坑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后，把以前分裂的诸侯国改为郡县。博士淳于越反对郡县制，说：“不遵从以前的制度和风俗，是不会长久的。”这种说法引起民了争论。
丞相李斯反对这种说法，认为法规制度应因具体情况而定，古代的制度是不能适用于今天的。同时他又指出，上面的说法扰乱民心，不利于政令的贯彻执行，应该严加禁止。因此，他建议：除官家藏书和秦国史书以外，所有的《诗》、《书》、百家语和史书一律烧掉，有敢谈论《诗》、《书》的杀头；医药、算卦、农业的书不烧；禁止私人办学等。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
秦朝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行政体制后，一些儒生和游士针对时政，引证《诗》、《书》和百家语，以古非今，“入则心非，出则巷议”。
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又建议封子弟功臣以为枝辅，其依据的理由即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为杜绝“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的现象，提出“焚书”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认可。当时所焚之书包括两部分：一是统一前的列国史记，二是百姓私藏的《诗》、《书》和百家语；至于秦国的史书、博士官收藏的图书和百姓家藏的医药、卜筮、种树等技艺之书，则不在此列。所禁书籍都必须在三十天之内上交地方官府焚毁。为此还制订了一系列法律，如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等。焚书对于古代文化典籍是一个极大的破坏。由于六国史记多被焚毁，战国纪年至今还不能完全搞清楚。
后来，为了保护储君扶苏，淳于越在回乡路上又为扶苏代言，泣血上表，谏阻焚书，终于招来杀身之祸。
在刑场上，监刑官李斯和死囚淳于越互吐心声，阐明各自的人生观。淳于越舍生取义，与诗书共存亡，死得坦然；李斯保住了禄位，却遭受天下读书人的唾骂。
坑儒事件发生在焚书的次年，从性质上来说，坑儒是焚书的继续，但起因有所不同。秦始皇晚年为求长生不老，寄希望于方士寻觅仙药。因此，方士侯生、卢生等很受宠幸。有两个方士一类的人物卢和侯生，平日很得秦始皇的信任。正是这两个人，又在背后议论指责秦始皇，说他凶残好杀。在一个晚上，这两人弃官逃跑了。秦始皇闻讯大怒，认为儒生多以妖言惑乱黔首，于是下令御史案问诸生。
秦始皇知道了这些事情后，不同地大怒道：“我对这些方士这么好，他们却在背后议论我，又背叛了我。方士都是这个样子，现在咸阳的书生有几百，肯定经常妖言惑众。这次一定要彻底清查一下。”随后，他就叫御史把咸阳书生都抓起来拷打、盘问。这些书生刚开始都大喊冤枉，等被打得一个个皮开肉绽时，都屈打成招了。秦始皇命令把这些书生都杀了。公子扶苏替他们求情，反而被秦始皇臭骂了一顿。监斩官看到秦始皇怒气冲天，就把这些书生全部赶到一个深谷中，用石头把谷填满，把这些书生活活坑埋了，总计有四百六十多人。这一事件发生后，连始皇的长子扶苏都觉得过于残暴。他对秦始皇说，天下初定，百姓尚不得安宁，这样做恐怕会引起骚动。秦始皇听了，反而把扶苏贬到上郡去监督蒙恬军。坑儒激起了儒生的普遍反抗。陈胜、吴广起义后，孔子的后裔孔鲋立即怀抱礼器参加农民起义队伍，就说明了这一点。
坑杀了咸阳的四百六十多个书生后，秦始皇暗想着要把天下的书生全部杀了，斩草除根，不留遗患，但又怕书生逃跑，秦始皇就想了个计策。他命令地方官员，访求各地的有名的书生，送到京城以待录用。不过几个月，各地方就送来了七百多个想当官的书生。秦始皇命这七百多人都为郎官，把这些书生高兴得手舞足蹈。
这年冬天，有人报骊山的马谷中硕果累累。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秦始皇就让这七百多书生去马谷看一看。这七百多书生到了马谷一看，果然有几个瓜果，新鲜得很。大家正在议论时，就听一声爆响，随后石头像雨点一样从谷上落了下来，瞬间，这七百多书生就被砸死在马谷。而所谓的瓜果，是因为马谷地下有温泉，所以四季如春。秦始皇密令心腹，先在谷内种瓜果，后来还真的结了果实。这些书生哪里知道秦始皇的阴险毒计，全部屈死在马谷中。
这段历史，被后世人称为“焚书坑儒”。焚书坑儒暴露了秦政的暴虐，以及当时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离心离德。秦始皇想采取严厉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最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利用高压权力强制推行政治统一，只会锢闭思想，摧残学术文化的发展，激起人民更强烈的普遍反抗。焚书坑儒的结果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淳于意：(公元前205～前150年待考)，山东临淄人(今山东淄博)。著名汉朝名医，为齐太仓长。
淳于意因做过主掌租税及俸禄的太仓长，故尊称他为“太仓公”，简称“仓公”。
他谦虚好学，活学善用。淳于意家境贫寒，少时就喜读医书，可为人治病，却没有疗效。于是拜淄川的名医公孙光为师，公孙光十分喜欢淳于意的谦虚好学，很器重他，就把自己的精方、妙方全部传授给他。不久，公孙光发现他已没什么可教淳于意的了，并预言淳于意将来一定是国医。为了能让他继续深造，又推荐他去拜自己的胞兄公孙阳庆为师。七十余岁的公孙阳庆也十分欣赏淳于意的质朴上进，便将自己所藏的所有秘籍、古方一讲解他。
出师后的第二年，淳于意开始挂牌行医，三年后，成为著名的医生。
淳于意苦读经典医书，可以随意背诵，但诊病时，则视病人的实际情况，不盲目地死搬硬套，断章取义。
当时齐王身边一名叫遂的太医，得病后服用自炼的五石散，结果病情加重了，于是请来淳于意。淳于意仔细审察他的脉象，说：“你得的是内热，药石是药中刚猛之品，服后会导致小便不通而加重病情，千万不要再服。”
遂不以为然，并举例反驳说：“扁鹊曾言，‘阴石以治阳病，阳石以治阴病。’”
淳于意菀尔一笑：“你说的话，不无道理，扁鹊虽这样说过，但治病必须详细诊察病情，医理医法，参考患者的质、嗜好病情用药，才能药到病除。”并预言，照此下去，不久就会发痈。果然，百余天后，遂乳上发痈，不治而死。这充分现了淳于意读书要活读，临证要变通的作风。
诊籍，即医案，现在叫病历。记病历在今天的医疗中是为平常的事，是对一个合格医生的起码要求，但诊籍的初创却非易事。
有一次齐王诏问淳于意：“你给人治病，疗效很好。你的病人都是哪里人？得的什么病？施药之后。病情如何？”
淳于意明白了齐王的意思，从那以后，他记下了已愈患者的籍贯、姓名、职业、病名、病因、病性、诊断、治疗和预后，形成了最初的医案，为后人留下了研究汉代医学的宝贵史料。
淳于意的医案中既有王公贵族，也有平民百姓。《史记·仓公传》记载了二十五例病例。治愈十五例，不治十例，涉及现代医学的消化、泌尿、呼吸、心血管、内分泌、脑血管、传染病、外科、中毒以及妇产科、儿科。
病案中曾记载：齐国的黄长卿大宴宾客，淳于意也在座。他望见王后的弟弟宋健，急忙告诉他说：“你已病了四、五天了，腰部疼痛不能俯仰，小便亦难。应趁其末传人五脏，抓紧治疗。这叫做‘肾’。”
宋健回答：“实是这样。”便服用淳于意给他调制的“柔汤”，十八天后病就痊愈了。此病类似现代的急性腰组织损伤。
另有一次，齐王请淳于意为侍女们诊病。轮到一个叫竖的，竖说自己没有病。淳于意悄悄地告诉队长说：“竖的毛发色泽、脉象都无衰减，但病已伤及脾胃，不要让她过度劳累。否则到了春天，她会吐血而亡。”及至春天，果真竖摔倒在厕所里，吐血而死。这大概相当于现代血液病。
淳于意的诊籍既反映了他医技的高超全面，又给后人留下了各科早期病例，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
淳于意针对病人的病情，不仅仅采用药物治疗，还广泛运用各物理疗法及针灸术。
淄川王病了，淳于意前去诊豚。原来是因为洗头发未干，即入睡受风而引起的头痛、身热、肢痛、烦闷，相当于今天的风寒感冒。淳于意立即用冰水敷淄川王的额头，帮助降温，并针刺足阳明经的厉兑、陷谷、丰隆叁穴，以散肌表之热。病立刻就好了。
物理降温，用冰袋或冷毛巾敷额或用酒精擦浴，是现代高热病人常用的降温方法，但在二千年前的汉朝，不啻是一极其重要的发明创造。
淳于缇萦：(生卒年待考)，女，汉朝名医淳于意之女；山东人。著名汉朝孝女。
她的父亲医道很好，但后来却被豪商诬告，判下肉刑的重罪。
淳于缇萦主动随父亲进京，上书朝廷，并自愿献身为奴，抵赎父亲的刑罚。
汉文帝被她的孝心所感动，终于下令赦免其父，并废除了肉刑的法令。
淳于琼：(?～200年)，字仲简，颍川（治今河南禹州）人。本为东汉末年西园八校尉之一的右军校尉，后为袁绍部将。在官渡之战中为乐进所杀。
淳于量：(生卒年待考)，字思明；祖籍济北，世居京师。著名南北朝时期陈国车骑将军。
淳于量之父是淳于文成，仕梁为将帅，官至光烈将军、梁州刺史。
淳于量少善自居处，伟姿容，有干略，便弓马。梁元帝为荆州刺史，文成分量人马，令往事焉。起家湘东王国常侍，兼西中郎府中兵参军。累迁府佐、常兼中兵、直兵者十馀载，兵甲士卒，盛于府中。
荆、雍之界，蛮左数反，山帅文道期积为边患，中兵王僧辩征之，频战不利，遣淳于量助之。淳于量至，与僧辩并力，大破道期，斩其酋长，俘虏万计。以功封广晋县男，邑三百户，授涪陵太守。历为新兴、武宁二郡太守。
侯景之乱，梁元帝凡遣五军入援京邑，淳于量预其一。台城陷，淳于量还荆州。梁元帝承制以淳于量为假节、通直散骑常侍、都督巴州诸军事、信威将军、巴州刺史。侯景西上攻巴州，梁元帝使都督王僧辩入据巴陵。淳于量与僧辩并力拒景，大败景军，擒其将任约。进攻郢州，获宋子仙。仍随僧辩克平侯景。承圣元年，以功授左卫将军，封谢沐县侯，邑五百户。寻出为持节、都督桂、定、东、西宁等四州诸军事、信威将军、安远护军、桂州刺史。
荆州陷，淳于量保据桂州。王琳拥割湘、郢，累遣召淳于量，淳于量外虽与王琳往来，而别遣使从间道归于高祖。高祖受禅，授持节、散骑常侍、平西大将军，给鼓吹一部，都督、刺史并如故。寻进号镇南将军。仍授都督、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祖嗣位，进号征南大将军。
王琳平后，频请入朝，天嘉五年，征为中抚大将军，常侍、仪同、鼓吹并如故。淳于量所部将帅，多恋本土，并欲逃入山谷，不愿入朝。世祖使湘州刺史华皎征衡州界黄洞，且以兵迎淳于量。天康元年，至都，以在道淹留，为有司所奏，免仪同，馀并如故。光大元年，给鼓吹一部。
华皎构逆，以淳于量为使持节、征南大将军、西讨大都督，总率大舰，自郢州樊浦拒之。华皎平，并降周将长胡公拓跋定等。以功授侍中、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封醴陵县公，增邑一千户。未拜，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侍中、仪同、鼓吹并如故。
太建元年，进号征北大将军，给扶。三年，坐就江阴王萧季卿买梁陵中树，季卿坐免，淳于量免侍中。寻复加侍中。五年，征为中护大将军，侍中、仪同、鼓吹、扶并如故。
吴明彻之西伐也，淳于量赞成其事，遣第六子岑率所领从军。淮南克定，淳于量改封始安郡公，增邑一千五百户。六年，出为使持节、都督郢、巴、南司、定四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郢州刺史，侍中、仪同、鼓吹、扶并如故。七年，征为中军大将军、护军将军。九年，以公事免侍中。寻复加侍中。十年，吴明彻陷没，加淳于量使持节、都督水陆诸军事，仍授散骑常侍、都督南北兗、谯三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南兗州刺史，馀并如故。十三年，加左光禄大夫，增邑五百户，余并如故。
十四年四月薨，时年七十二。赠司空。
淳于恭：(公元？～80年待考)，字孟孙；北海淳于人(今山东安丘)。著名东汉仁士。
王莽末年，兵荒马乱，百业俱废，恭独力耕桑。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除为议郎，迁侍中骑都尉。
他清净而不慕荣利。有一次，他的哥哥被盗贼虏去，将要被烹时，他要求替哥哥死。结果盗贼很感动，把他们兄弟二人都放了。
淳于恭的哥哥淳于崇逝世后，淳于恭亲自抚养哥哥留下的儿子，他教侄儿读书学习，侄儿倘若做错了事，淳于恭就用棍子打自己以感化侄儿。侄儿看了十分惭愧，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淳于恭在家不愿出门，朝廷拜他为议郎之侍中。上陈政事，颇多善言。后病逝世官。诏书褒奖，刻石表志。
淳于长：(生卒年待考)，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今河北大名)。著名西汉朝汉成帝宠臣。
淳于长的父族倒没有多么显赫的家世，可他的母族却非同寻常了。淳于长的姨娘是王政君。王政君何许人也？她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皇太后。淳于长的舅舅王凤更是当朝权倾中外的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辅政大臣，其他五个舅舅也都同日封侯，号称“五侯”。他们共同操纵朝政，不可一世。
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社会，淳于长凭借母族的显赫权势，轻而易举地捞到个黄门郎的职位。这是一个服务于宫中的官职，其官位虽然不高，却可出入子宫廷之中，往来于显贵之间。这是常人所不能企及的。朝中显贵们尤其是他的舅舅们炙手可热的权势、豪华奢侈的生活，不能不给淳于长以巨大的影响。使刚刚跨上政治舞台的淳于长就强烈感到，有了权势就有了一切。而权势的获得，与其为国建功立业逐步争取，倒不如攀附权贵，争取他们的推荐和提拔来得更快些。“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他决定借助舅舅王凤这股“好风”，把自己“吹”上权力的“云端”。
果然不久，这股“好风”来了。汉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病倒了。淳于长认识到，这正是加深甥舅之情的好机会。他主动要求去侍奉王凤。他送汤递药，毕恭毕敬；白天黑夜，不敢有丝毫懈怠，从而大得王凤的欢心。
王凤的病越来越重，淳于长也越来越精心照料。王凤觉得这个外甥真是比自己的儿子还孝顺。望着淳于长渐渐消瘦的身影，王凤突然感到一丝歉意浮上心头：自己在职时未能提拔这位贤外甥，不能不是一桩憾事。不过还来得及。当太后和成帝分别来看望王凤时，王凤就向他们“吹风”了：他把淳于长如何尽心尽力地服侍自己大夸了一番，希望皇帝能够重用他。皇帝听说后，也十分嘉赏淳于长的孝心。在王凤死后，淳于长就被拜为列校尉诸曹，不久又迁为水衡都尉侍中，后来又升为卫尉。卫尉是汉朝中央九卿之一，掌管皇宫的禁卫，并握有皇宫的禁卫部队——南军。汉成帝将如此重要的职位交给淳于长，可见皇帝对淳于长的信任。
淳于长没有为国家建立任何功劳就爬上这样高的位置，自然首先得力于王凤这股“好风”，更重要的还是皇帝的恩赐。因此，千方百计地赢得皇帝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由于长期出入于宫廷，淳于长耳闻目睹了有关成帝的不少情况，逐渐对成帝的一些特点有所了解。他必须瞅准时机，投其所好，以进一步取得皇帝的宠信。
汉成帝其人，荒yin腐化，是个十足的昏君。他好游玩。作为一国之君，他竟将国事置于九霄云外，常常带着身边的一批随从微服出游。他们或者乘着小车，或者骑着马匹，出入于市里郊野，甚至偷偷溜出长安城，跑到附近的甘泉、长杨、五柞等地尽情游玩。斗鸡、走马，无所不为。当时汉成帝十分宠信自己许皇后的妹婿张放，将其提拔为待中、中郎将，封富平侯。汉成带微行游玩时，就常假称自己是富平侯张放的家人，简直不成体统。
汉成帝又好嗜酒。他常与宠臣张放及赵侍中、李侍中等人在宫中宴饮，谈笑大噱，有时喝得烂场如泥。
汉成帝更好女色。有一次，他微服出游路过阳阿主家，主人请他喝酒，并叫家里的几个歌女出来唱歌、跳舞，侍候皇帝。其中一个叫赵飞燕的侍女，堪称绝色佳人。她体态轻盈，能歌善舞，顿时博得汉成帝的宠爱。汉成帝马上将她带回宫去。后来汉成帝听说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长得更美，于是又将合德召人宫中。赵飞燕姐妹俩都被封为婕妤，贵倾后宫。而原来的许皇后、班婕妤乃从此失宠。赵飞燕为了专宠，又在汉成帝面前诬告许皇后、班婕妤用巫蛊术诅咒后宫、谩骂皇帝。汉成帝一怒之下，就将许皇后废掉，班婕妤也离开皇帝去长信宫侍奉皇太后。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赵飞燕的娇艳妩媚搞得成帝如醉如痴。汉成帝进而想立赵飞燕为皇后，但太后王政君不同意。汉成帝虽说是一国之君，但在立后这个问题上不能不听从太后的意见。如今太后反对，汉成帝也不敢一意孤行。为此，他整日郁郁不乐。
皇帝不乐，淳于长却高兴了。一直在察言观色、窥测时机的淳于长认为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来了。皇帝遇到了难题，倘若能够为他解决这个难题，不就能得到皇上的宠信吗？淳于长当时负责宫廷警卫，而且专门来往于皇帝与太后之间传递信息，加上太后又是自己的姨娘，有这双重身份，使他在太后面前无话不谈。当他得知太后之所以不同意改立皇后，主要是因为赵飞燕出身微贱时，就及时将这消息通报给汉成帝。同时，他也在太后面前尽力为立后一事斡旋，终于说得太后有点松动。汉成帝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先封赵飞燕的父亲赵临为成阳侯，以提高赵飞燕的出身。一个多月后，终于下诏正式改立赵飞燕为皇后。
几经周折，改立皇后终于获得成功，汉成帝十分高兴。通过这一事件，淳于长不仅赢得赵飞燕的感激，更重要的是取得了汉成帝的极大信任。在汉成帝着来，没有什么大事比帮助自己将宠爱的赵飞燕立为皇后更令他高兴了。反正皇帝手中有的是官爵，他决定给淳于长晋爵。
汉成帝糊涂昏庸，有时却也颇为清醒。他知道，单凭浮于长助立皇盾一事就给以晋爵，真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必须另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淳于长又毫无政绩可言。不过，在那个时候，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样，“欲加之功，何患无由？”汉成帝终于想起了不久前的一件事：
汉成帝即位后，开始修建自己未来的陵墓。后来又觉得霸陵曲亭南面的地势雄峻、开阔，于是重新在曲亭以前修建昌陵。昌陵动工后，将作大反(掌宫室、宗庙、陵寝及其他土木营建)解万年提议因陵置邑，并从其他地方迁徙民户以充新邑。从发展的眼光看，这开始就是一件坏事。但淳于长提出反对意见，主张已迁往新邑的民户各还故乡。这一主张得到一些大臣的支持，也得到汉成帝的赞成。这本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当时也就很快过去了。如今要给淳于长晋爵，汉成帝认为可以在这件事上做做文章。于是，汉成帝下诏，旧事重提，大大称赞了淳于长一番，说他“首建至策，民以康宁。”乃以此为由头，封浮于长为关内侯。
关内侯是当时二十等爵的第十九级，仅次于彻侯，封有食邑若干户，有按规定产数征收租税之权，地位显赫，非一般官吏可比。仅隔几年，汉成帝又封淳于长为定陵侯，享有在法前的封国。淳于长无功受此显爵，真是恩典十分。从此，淳于长大得皇帝的信用，成为皇帝身边少数几个宠臣之一。
“贵倾公卿”的权势像催化剂一样，使浮于长内心深处的贪欲急剧地膨胀起来。倘若说此前他还贪迹不显的话，那是因为他少权乏势，贪赃对他来说，乃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而现在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既是侯爵，又是宠臣，可以为所欲为了。淳于长的贪，突出表现在收受贿赂上。
淳于长利用自己是皇帝宠臣的身份，广泛交结诸侯和各地牧、守，当然是大获成功。因为在封建社会，皇帝的一时喜怒，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升迁降黜，甚至生死存亡。多少人就是本摸准这一点，往往动辄获咎，言出祸随，甚至落得身首异处、全族被诛的悲惨下场。一些诸侯及地方官为了升官，必须投皇帝之所好，因此及时地了解皇帝的好恶和意图，就十分重要了。其次，朝中的政治风云极为复杂，瞬息万变，远离朝廷的地方官甚至一些诸侯为了不致于糊里糊涂地卷进政治漩涡，也极需随时掌握朝中的形势和风向。更重要的是，地方官要升迁，就需要有人经常在皇帝面前美言和引荐。……所有这一切，都是非皇帝的宠臣所不能。而淳于长正具备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淳于长也把自己的权势视为待善价而沽的“奇货”。你给多少贿赂，我就给你多少消息，办多少事情。一些诸侯和地方牧守为了各自的目的，大肆贿赂淳于长。淳于长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所以，短短一两年里，光是地方官的贿赂加上皇帝的赏赐就数累“巨万”，使淳于长顿时成了暴发户。
当初，许皇后因赵飞燕的诬告而被废以后，居于长定宫。许废后的姐姐许氏因其丈夫龙思侯已死，一直寡居在家。好色的淳于长竟与许氏“私通”起来，并娶其为“小妻”。许废后鉴于淳于长的权势，乃通过姐姐大肆贿赂淳于长，希望他在汉成帝面前替自己说情，求复为挺好。淳于长立刻就认识到这是诱取贿赂的极好机会。他知道许皇后被废以后，虽无地位权势，但所藏私财一定很多，正可以乘机大捞一把。他欺骗许废后，答应在汉成帝面前为其说情，并许诺一定劝汉成帝立其为“左皇后”。抛出这个“诱饵”，许废后信以为真，不惜一切地贿赂淳于长。而淳于长不把她的财富彻底榨于决不罢休。每次许氏到长定宫去看妹妹，淳于长都要她带信给许废后，不是说正在等待时机，就是说皇上正在考虑。可怜的许皇后把这一切都当成真的，沉浸在“左皇后”的幻想之中。她把自己多年积蓄的珍宝源源不断地送给淳于长。据史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淳于长诱骗许废后的金钱乘舆服饰物前后达“千余万”。他凭着这些贿赂广蓄姬妾，纵情声色，过着荒yin无耻的生活。
贪心不足的淳于长还想继续诱骗下去，不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场大祸正悄悄逼近淳于长。
当时在朝中辅政的是大司马、骠骑将军、曲阳侯王根，是皇帝的舅舅。由于身体多病，几次上疏请求退休。而那时最有希望接替王根的就是淳于长，因为他位居九卿，又是皇太后的外侄，更是颇得汉成帝信用的宠臣。他自己也认为代替王根辅政者，非已奠属。
淳于长哪里知道，还有一个人早就觊觎着这个位置想取而代之了，他就是王莽。王莽当时是诗中、骑都尉、光禄大夫，与淳于长是表兄弟。虽说王莽的父亲早死，他此时还没有崭露头角，但其有利条件也不少。太后王政君是他的姑母，王根是他的伯父。王根生病时，王莽精心服侍，大得伯父欢心。王莽知道，不除掉淳于长，自己就难以辅政。他早已掌握淳于长的种种劣迹。有一次，他在侍奉王根时，试探着对伯父说：“淳于长见到将军久病不起，心中十分欢喜，自以为一定会取代你而辅政，乃至暗地里还给人封官许愿呢！”同时又将淳于长如何同许氏私通，如何长期接受许废后的贿赂等劣行统统和盘托出。王根听后大吃一惊，问道：“既如此，为何不早说呢？”王莽道：“不知将军的意图，故一直不敢说。”王根要王莽赶快将此事报告太后，太后十分震怒，吩咐立刻报告皇帝。汉成帝将信将疑，但迫于太后的压力，只好免去淳于长的官职而不治罪，要他离开京师回到封国去。
一场风波似乎就这么过去了，平息了、在别人看来，这种处罚是太轻了，但在漳平长自己看来，却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免官就国，意味着昔日的权势随之失去，而这权势正是他取用不竭的“摇钱树”。如今“大树”倒了，财路断了，这对浑身浸透食汁的淳于长来说是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他要作最后的努力，挽狂澜于既倒。然而他始料所不及的是，自己最后的挣扎，恰恰弄巧成拙，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当时，红阳侯王立是皇帝的舅舅，他早就想辅政，终未如愿。王立怀疑是浮于长在汉成帝面前揭的鬼。因此，两人之间的宿怨十分深。这一点，汉成帝也十分清楚。如今，淳于长被免官就国，王立自然幸灾乐祸。淳于长一走，原来供他使用的车骑也就空闲了，王立的嗣子王融准备请求汉成帝将这些车骑赐给自己用。这事被淳于长知道了。大凡贪官总以为钱能通神，钱能回天，于是他以大量珍宝通过王融贿赂王立，请求王立向皇帝说情，收回成命，恢复自己官职。王立被那些耀眼的珍宝打动了心，乃不顾前嫌，上疏请留淳于长。
王立竟然为昔日的冤家说情，这一反常之举引起了汉成帝的怀疑。他下令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王立做贼心虚，竟逼令儿子王融自杀以灭口。这样一来，汉成帝更怀疑其中必有大奸，下令逮捕淳于长，下狱追究。淳于长终于全部承认自己“戏侮长定宫(指许废后)，谋立左皇后”的罪行。按照汉朝法律，此乃“大逆”之罪。汉成帝立即下诏，将其诛杀于狱中。一个大贪官就这样结束了自己可耻的一生。
综观淳于长的一生，可以看到，他在政治舞台上混迹十余年，于国于民毫无建树。他的人生轨迹连接起来可以概括成一个字：贪。他贪权，贪势，归根结底还是贪钱。这种人占据要职，无疑使当时的政治更加腐败、黑暗。
正是在汉成帝对淳于长大见信用、淳于长大受贿赂之际，人民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斗争。汉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农历11月，陈留郡尉氏县以樊首的一伙百姓组织暴动，他们杀死陈留太守，劫略官府、富户，自称将军。同年十二月，山阳郡官营铁场的手工工人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又奋起反抗，攻杀长吏，抢走兵库兵器，自称将军。这支起义队伍一度曾横扫十九个郡国，杀死东郡太守、汝南都尉，震动了西汉王朝。这些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起义当然都是当时政治腐败、官逼民反的结果。而政治腐败的原因之一不能不与包括淳于长在内的一大批贪官污吏把持朝政有关。他们的出现对西汉政治的影响，就好比在本已开始腐败的食物中添上酵母一样，更加速了它的腐败。因此，西汉王朝这座大厦的崩溃，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被淳于长之类的“蛀虫”蛀空的。
淳于琼：(生卒年待考)，著名东汉末期袁绍部将。
汉末与袁绍、曹操同为西园八校尉之一，后随袁绍，曾劝阻迎献帝，失去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
汉建安四年，沮授谏阻出兵，违背袁绍的意旨，遂分监军为三都督，淳于琼典其一军。
官渡之战，淳于琼随颜良攻白马，失利而归。后率军运粮，夜宿乌巢，结果遭曹操偷袭，战败被杀，袁绍全军因此而崩溃。
淳于诞：(生卒年待考)，字灵远；祖籍太山博，后世居蜀汉，或桓陵县。著名北魏时期大孝子。
他的父亲淳于兴宗为南安太守。他十二岁时随父亲前往扬州，但在路上其父被盗贼所害，他倍感哀伤，誓要奋发，倾资财结交宾客，半月内遂得复仇，破贼樊文炽等。州里之间，无不称叹。
后魏景明中期，他自汉中归魏，陈伐蜀计，宣武嘉纳之。
后魏延昌末期，王旅大举，除骠骑将军、都督、别部司马，领乡导统军。淳于诞不愿先受荣爵，乃固让实官，止参戎号。及奉辞之日，诏若克成都，即以益州许之。师次晋寿，蜀人大震。属宣武晏驾，不果而还。后以客例，起家羽林监。
后魏正光中期，秦、陇反叛，诏淳于诞为西南道军司马，与行台魏子建共参经略。时梁益州刺史萧深猷遣将樊文炽、萧世澄等率众数万围小剑戍。魏子建遣淳于诞勒兵驰赴，大败之，禽世澄等十一人，文炽先走获免。
后魏孝昌初，魏子建以诞行华阳郡，带白马戍。后逝世于东梁州刺史，赠益州刺史，谥号“庄”。
淳于难：(生卒年待考)，山东黄县人。著名唐朝大臣。
隋朝时期据守文登。大唐开国后降唐，文登遂升为州，以淳于难为刺史，封晋国公。
淳于朗：(生卒年待考)，淳于难之弟；山东黄县人。著名唐朝重臣。
唐武德年间随兄难入朝，因以佐命，官菜阳剌史、后宰相，封燕国公。
鉴真大师：(公元687～763年)，俗姓淳于，日文名がんじん，日本人民称其为“天平之甍”(倭奴国天平时代文化的高峰）；广陵江阳人(今江苏扬州)。著名唐朝高僧、日本佛教律宗南山宗的创始者。
鉴真在十四岁时出家，被并州义兴寺的释智满法师收为沙弥，配居大云寺。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依净居寺的建造者、光州高僧道岸律师受菩萨戒，“鉴真”这个名字就是道岸律师给起的。
唐景龙元年(公元707年)，鉴真出游洛阳，继至长安，次年在长安实际寺依恒景律师受具足戒。
鉴真巡游两京，究学三藏。对于律藏，造诣尤深。为他授戒的道岸、恒景，都是律学的一时名德，又是南山宗开创人道宣律师的再传弟子。鉴真的律学，虽师承南山宗，但他并不持一家之见。唐朝时期的律学，除了独占优势的南山宗外，还有相州日光寺法砺的相部宗、西太原寺怀素的东塔宗，一时鼎足而三。
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倭奴国留学僧荣睿、普照到达扬州，恳请鉴真东渡倭奴国传授“真正的”佛教，为倭奴国信徒授戒。当时，大明寺众僧“默然无应”，唯有鉴真代表“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遂决意东渡倭奴国。
当年冬季，鉴真及弟子二十一人，连同四名倭奴国僧人，到扬州附近的东河既济寺造船，准备东渡。当时倭奴国僧手中持有宰相李林甫从兄李林宗的公函，因此地方官扬州仓曹李凑也加以援助。不料鉴真一位弟子道航与一名师弟如海开玩笑说：“人皆高德行业肃清。如如海等少学可停却矣”，如海信以为真，大怒，便诬告鉴真一行造船是与海盗勾结，准备攻打扬州。当年海盗猖獗，淮南采访使班景倩闻讯大惊，派人拘禁了所有僧众，虽然很快就予以释放，但是勒令倭奴国僧人立刻回国，第一次东渡就此夭折。
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1月，作了周密筹备后，鉴真等十七僧(包括潜藏下来的荣睿、普照)，连同雇佣的“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八十五人，共一百余人再次出发。结果尚未出海，便在长江口的狼沟浦遇风浪沉船。船修好后刚一出海，又遭大风，飘至舟山群岛一小岛，五日后众人方被救，转送明州余姚(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安顿。开春之后，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各地寺院皆邀请鉴真前去讲法，第二次东渡遂结束。
结束了巡回讲法之后，鉴真回到了阿育王寺，准备再次东渡。此事为越州僧人得知，为挽留鉴真，他们向官府控告倭奴国僧人潜藏中国，目的是“引诱”鉴真去倭奴国。于是官府将荣睿投入大牢，遣送杭州。荣睿途中装病，伪称“病死”，方能逃离。第三次东渡就此作罢。
江浙一代既然不便出海，鉴真于是决定从福州买船出海，率三十余人从阿育王寺出发。刚走到温州，便被截住，原来鉴真留在大明寺的弟子灵佑担心师父安危，苦求扬州官府阻拦，淮南采访使遂派人将鉴真一行截回扬州。第四次东渡不了了之。
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荣睿、普照再次来到大明寺恳请鉴真东渡。鉴真即率僧侣十四人，和工匠水手等共三十五人，于农历6月28日从崇福寺出发，再次东行。为等顺风，出长江后鉴真一行在舟山群岛一带停留了数月，直到11月才能出海。在东海上，该船遭到强大北风吹袭，连续漂流十四天才看到陆地，十六天后方能上岸，发现已经漂流到了振州(今海南三亚)，入大云寺安顿。鉴真在海南停留一年，为当地带去了许多中原文化和医药知识，时至今日，三亚仍有“晒经坡”、“大小洞天”等鉴真遗迹。之后，鉴真北返，经过万安州(今海南万宁)、崖州(今海南海口)、雷州、梧州到达始安郡(今广西桂林)，在始安开元寺鉴真又住了一年，又被迎去广州讲法，途径端州(今广东肇庆)时，荣睿病死该地龙兴寺。在广州，鉴真动心前往天竺，被慰留。入夏之后，鉴真继续动身，经韶州时，普照辞去，临别之时，鉴真发誓“不至倭奴国。本愿不遂”。此时，鉴真由于水土不服加之旅途劳顿，又为庸医所误，导致双目失明。过了大庾岭，鉴真大弟子祥彦又在吉州(今江西吉安)坐化，鉴真十分悲痛。接下来鉴真又经过了庐山、江州(今江西九江)、润州江宁县(今江苏南京)，回到了扬州。第五次东渡结束。
由于鉴真的游历遍于半个中国，因此声名大噪。唐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倭奴国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晁衡等人来到扬州，再次恳请鉴真同他们一道东渡。当时唐玄宗崇信道教，意欲派道士去倭奴国，却为倭奴国拒绝，因此也不许鉴真出海。鉴真便秘密乘船至苏州黄泗浦，转搭遣唐使大船。随行人众二十四人，其中僧尼十七人。11月16日，船队扬帆出海，此时，普照也于余姚赶来，11月21日，鉴真所乘舟与晁衡乘舟失散，12月6日剩余两舟一舟触礁，12月20日，抵达倭奴国萨摩。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
鉴真到达倭奴国后，受到倭奴孝谦天皇和圣武太上皇的隆重礼遇。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2月1日，倭奴国重臣藤原仲麻吕亲自在河内府迎接，2月4日，鉴真一行抵达奈良，同另一位本土华严宗高僧“少僧都”良辨统领倭奴本佛教事务，封号“传灯大法师”。
根据圣武和孝谦的意愿，鉴真作为律宗高僧，应该负起规范倭奴国僧众的责任，杜绝当时倭奴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托庇佛门，以逃避劳役赋税的现象，因此，孝谦下旨：“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和尚”。但是，这引起了倭奴本国“自誓受戒”派的反对，尤其是兴化寺的贤璟等人的激烈反对。于是，鉴真决定与其在兴福寺公开辩论，在辩论中，鉴真做出让步，承认“自誓受戒”仍可存在，但是作为正式认可的具足戒必须要有三师七证，结果贤璟等人皆被折服，舍弃旧戒。鉴真于是在东大寺中起坛，为圣武、光明皇太后以及孝谦之下皇族和僧侣约五百人授戒。唐至德元年(公元756年)，鉴真被封为“大僧都”，统领倭奴国所有僧尼，在倭奴国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
然而在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作为鉴真最主要支持者的倭奴国孝谦天皇在宫廷斗争中失势，被迫传位给倭奴国淳仁天皇。相应的，鉴真也遭受到排挤。当年，倭奴国淳仁天皇下旨，以“政事烦躁，不敢劳老”为名，解除了鉴真“大僧都”一职，并将在宫廷斗争中败死的原皇太子道祖王的官邸赐给鉴真。次年，鉴真弟子在该官邸草成一寺，淳仁赐名“唐招提寺”，鉴真从东大寺迁居至此。倭奴国淳仁天皇还下旨，令倭奴国僧人在受戒之前必须前往唐招提寺学习，使得唐招提寺成为当时倭奴国佛教徒的最高学府。
唐广德元年(倭奴国天平宝字七年，公元763年)5月6日，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入灭之前，其弟子为鉴真膜影，立夹漆像，传世至今。
唐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倭奴国孝谦天皇镇压了惠美押胜之乱，重新登基。鉴真的弟子思托、法进等人相继成为“大僧都”，唐招提寺也得以扩建，成为倭奴国建筑史上的国宝。鉴真所开创的四戒坛，也成为最澄开创倭奴国天台宗之前佛教僧侣正式受戒的唯一场所。鉴真从此被尊为倭奴国律宗初祖。
鉴真不仅为倭奴国带去了佛经，还促进了中国文化向倭奴国的流传。在佛教、医药、书法等方面，鉴真对于倭奴国都有深远的影响。鉴真在倭奴国首次建立起了严格的戒律制度，使得倭奴国佛教走上正轨，便利了政府对佛教的控制，杜绝了由于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种种弊端，促使佛教被确定成为倭奴国的国家宗教。鉴真和其弟子所开创的倭奴国律宗也成为后来的日本南都六宗之一，流传今日，尚有余辉。
鉴真熟识医方明，当年倭奴国光明皇太后病危之时，唯有鉴真所进药方有效验。据日本《本草医谈》记载，鉴真只需用鼻子闻，就可以辨别药草种类和真假，他又大力传播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知识，留有《鉴上人秘方》一卷，因此，被誉为“日本汉方医药之祖”。按照倭奴国汉方野崎药局主席野崎康弘的说法，有三十六种药草都是鉴真带往倭奴国推动使用的：麻黄、细辛、芍药、附子、远志、黄芪、甘草、苦参、当归、柴胡、川芎、玄参、地黄、紫苏、丹参、黄芩、桔梗、旋覆花、苍术、知母、半夏、芜花、栀子、五味子、黄柏、杏仁、乌药、厚朴、和厚朴、肉桂、杜仲、唐木瓜、大枣、蜀椒、花椒、吴茱萸。
鉴真及其弟子在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在第六次东渡之时，携带了王羲之的行书真迹一幅(丧乱帖)、王献之的行书真迹三幅，以及其他各种书法五十卷。这对后世“日本书道”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鉴真本人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大家，其“请经书贴”一直被誉为日本国宝。
据日本文献的记载，鉴真在倭奴国期间从未有过哭泣的记载，总是以最和善的微笑面对信徒。而在鉴真坐化的当时，双脚结跏趺坐，神态安详，死后三日，体温犹在，时人呼为真菩萨。
佛法云：大雄无畏，勇猛精进。这大概就是鉴真大师最好的写照。
鉴真大师在中、日两国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当其去世的消息传回中原扬州的时候，在扬州的僧众全体服丧三日，并在龙兴寺行大法会，悼念鉴真。
在日本，鉴真是享有国宝级人物的待遇。1963年是鉴真去世一千二百年，中国和日本佛教界都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日本佛教界还将该年定为“鉴真大师显彰年”。1980年，在邓的斡旋之下，唐招提寺住持森木孝顺奉鉴真漆像“回乡探亲”，扬州大明寺因此得以重修，成为中日邦交史上一件大事。
淳于姓部分近现代名人
淳于永菊：（公元1946～今）女，山东黄县人。
1966年1月中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8月参加工作。
1973～1984年任共青团哈尔滨市委组织部干事、副部长；团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团市委副书记。
1984～1987年任中共哈尔滨市工贸总公司党委副书记，中共哈尔滨市商业委员会党委副书记。
1987～1997年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
1999年至今任中共黑龙江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多年在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工作经历和领导经验比较丰富，结合工作实际撰写的许多文章，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实用价值，被多种刊物采用。
淳于珊珊（1967年11月25日～）：男，中国大陆实力派影视演员。
淳于淼泠：女，山东黄县人，先后就读于四川师范大学（学士）、日本东北大学（硕士）、南开大学（博士），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濮阳姓（拼音：pú yáng xìng），在《百家姓》中排名第423位。在2023年全国姓氏人口排名第300位以外。
历史上部分姓濮阳的名人
濮阳兴
三国时吴国的文官。字子元，少有士名，孙权时使蜀，做过会稽太守。吴国君主孙权的第六儿子，名叫孙休。濮阳兴和孙休是好友。后来孙休继位，称景帝，就任用濮阳兴做丞相，封外黄侯。永安中休卒，万或劝兴迎立程侯皓，加侍郎，领青州，俄为或所谮，徙广州，道追杀之，夷三族。
濮阳成：
明朝武将，沉毅有远志，累立战功，朝廷封他世袭金山卫百户，为武德将军。
濮阳瑾
明朝文士，因科举成绩优良而被任为地方官，在山东宁阳县任县丞，政尚宽平，赈饥有功，远近赖以全活。
濮阳来
明嘉靖年间出任南昌府通判，以操履清白而见称。
濮阳潜
(生卒年待考)，著名汉朝官吏。官为上虞县宰，有贤名。
濮阳耒
(生卒年待考)，广德人(今安徽广德)。著名明朝官吏、经学家。明嘉靖年间出任南昌府通判，以操履清白而见称。
濮阳渐
(生卒年待考)，字子开；广德人(今安徽广德)。著名明朝大臣。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选贡生，任徽州府训导，逾年致仕。有才略。著有《晚山阁诗集》、《元水阁集》。
濮阳慎
(生卒年待考)，字徽五，号木斋；广德(今属安徽)人。著名清朝诗人。从其兄濮阳模学诗，一年而成。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贡生。著有《木斋诗集》。后来陈毅元帅曾录其诗入《所知集》。
澹台姓(拼音：tán tái xìng)，在《百家姓》中排名第420位。在2023年全国姓氏人口排名第300位以外。
部分澹台姓历史名人
澹台灭明：(生卒年待考)，字子羽；鲁国武城人(今山东平邑)。著名春秋末年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
其相貌丑陋，但为人公正，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受到孔子的推崇。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他“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后来游学于江淮，弟子多达三百人，名扬各诸侯国。
孔子有许许多多弟子，其中有一个名叫宰予的，能说会道，利口善辩。他开始给孔子的印象不错，但后来渐渐地露出了真相：既无仁德又十分懒惰；大白天不读书听讲，躺在床上睡大觉。为此，孔子骂他是“朽木不可雕”。
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叫澹台灭明，字子羽，是鲁国人，比孔子小三十九岁。子羽的体态和相貌很丑陋，想要事奉孔子。孔子开始认为他资质低下，难以成才，故不为孔子所器重。但他从师学习后，回去就致力于修身实践，处事光明正大，不走邪路；不是为了公事，从不去会见公卿大夫。后来，子羽游历到长江，南游至江西，在南昌定居，并设立书院讲学，跟随他的弟子有三百人，声誉很高，各诸侯国都传诵他的名字。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懊悔莫及，感慨他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思说“我只凭言辞判断人品质能力的好坏，结果对宰予的判断就错了；我只凭相貌判断人品质能力的好坏，结果对子羽的判断又错了。”
成语“以貌取人”的典故由此而来。
澹台灭明品行端正，鄙视趋炎附势的世俗，因此贤名远扬。
据说，当年澹台灭明进入南昌城，就是由进贤门而入。他设立书院讲学，对南昌的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南昌人亦希望更多如澹台灭明一样的贤士能来南昌，故而将澹台灭明进入南昌时的城门命名为“进贤门”。
进贤门，又名抚州门、望仙门。位于今永叔路、系马桩交汇口附近，因附近有梅尉官舍而得名。以前这一带农田菜地居多，运肥挑菜的人群自晨至晚川流不息。城外又有多处坟山墓地，送丧扫墓者常有来去。故有“挑桶卖菜抚州门”或“哭哭啼啼进贤门”之民谚。为了接纳更多的贤人高士来南昌，树立南昌城南大门的形象，便在进贤门外修筑了绳金塔。
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澹台灭明被追封“江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金乡侯”。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改称“先贤澹台子”。
澹台敬伯：(生卒年待考)，又名澹台恭；会稽人(今浙江绍兴)。著名东汉文士。向薛汉为师学习《韩诗》，为薛汉最知名的弟子之一。薛汉的弟子中，以澹台敬伯与杜抚、韩伯高等最为知名。
部分澹台姓近现代名人：
澹台安有：(1942～)，山西河津人。教育家，甘肃省庆阳林校校长。
澹台文杨：女，山东菏泽市城市形象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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