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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网

【环球网报道 记者 林泽宇】近日针对韩国警察厅厅长登日韩争议岛屿“独岛”（日本称“竹岛”）一事，日方跟韩方“撕破脸”，拒绝参加美日韩副外长级会议共同记者会表示态度。不过日媒发现，除了警察厅厅长，每年还有数以万计的韩国普通游客登“独岛”，此外，韩国最新民调显示，有超9成受访民众表示“如果有机会的话会去独岛旅游”。看到这里，有网友开始骂日本政府“没骨气”。

大量韩国民众在独岛旅游（外媒2023年摄）

日本新闻网站“J-CAST”20日刊载题为“韩国‘竹岛观光’人数翻倍涨的原因，需求的关键或为对日态度？韩媒也这么看”的文章。文章先是梳理了从韩国警察厅厅长金昌龙16日登上“竹岛”，到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17日缺席美日韩副外长级会议共同记者会后，日韩两国之间的你来我往，随后话锋一转，称韩国政府2023年就解除了韩国旅客对“竹岛”的登岛限制。

文章称，据韩国外交部官网数据，迄今为止已有超250万人登 “竹岛”旅游，虽然2023年仅有约4.1万人登岛，但在2023年这个数字增至约25.6万人。文章还称，受传染病等因素影响，2023年等年份的旅客人数有所减少，但2023年登“竹岛”的韩国旅客人数已恢复至约25.8万人。

文章写道，“竹岛”旅游在韩国的旺季是3月-11月，受新冠疫情影响，2023年登“竹岛”旅客人数降至约8.9万人，不过2023年旅客人数骤增，《韩国日报》援引“独岛管理事务所”统计数据称，2023年初至6月累计韩国游客数达约4.1万人，较2023上半年的约2.1万人增长了近一倍。文章援引《韩国日报》的话称，日本东京奥运会官网地图将独岛标记为日本领土受到韩方强烈抗议可能是旅客人数增长的原因。

“J-CAST”报道截图

此外，“J-CAST”的文章还提及韩国电商平台“TMON”10月25日韩国“独岛日”实施的调查问卷结果，称701名受访者中超9成的人表示“如果有机会的话会去独岛旅游”。至于理由，其中有83%的人看重“独岛的历史意义”，仅有14%的人以观光为目的。不过，文章称，在全体受访者中仅有9%的人实际访问了“竹岛”，针对没有实际登岛的原因，有66%的受访者就天气对船航行的影响表示担忧。

虽然“目前由韩国实际控制独岛”是事实，但看到日媒如此梳理，日本网民坐不住了。近日刚刚有不少日本网民为日本政府拒绝出席美日韩副外长级会议共同记者会这个决断叫好，看完日媒文章后，又有网民开始批日本政府“没骨气”。有网友称：“感到不可思议，真的对日本政府面对韩国时这么没骨气的原因感到不可思议。希望采取毅然行动，绝对不要说句‘遗憾’就了事。”

还有网友痛斥：“‘违法占据’日本领土‘竹岛’，还弄成观光景点，对此感到愤怒，日本应该采取强力措施，终止‘竹岛’旅游。”

甚至有网友怂恿称：“应该向‘竹岛’派遣海上自卫队的舰艇，就算韩国战斗机低空飞行驱离，只要将火控雷达对准韩国战斗机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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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宏义（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

2023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还是招致“靖康之祸”的祸首？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专题，邀请多位宋史学者从政治、文学、哲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王荆公的面貌，以飨读者。

两宋之际，有一篇署名苏洵所撰的《辨奸论》颇流传于士大夫之间。《辨奸论》中有云：“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显然此文针对主持熙丰变法的王安石而作，指责王安石“不近人情”，为“大奸”。因此，此文面世之始，即颇存争议。叶梦得质疑“荆公（王安石）性固简率不缘饰，然而谓之食狗彘之食、囚首丧面者，亦不至是也”。

（《避暑录话》卷上）

朱弁云王安石“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故“人見其太甚，或者多疑其偽云”。（《曲洧旧闻》卷十）甚至对王安石变法持坚决否定态度的朱熹也说“《辨奸》以此等为奸，恐不然也。老苏之出，当时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为然，故其父子皆切齿之”，（《朱子语类》卷一三〇）即认为苏洵因私愤“切齿”王安石，故撰《辨奸论》咒骂王安石为“奸”。

至清初，李绂作《书辨奸论后》、蔡上翔撰《王荆公年谱考略》，更直指此文乃两宋之际邵伯温托名苏洵的伪作，并认为载录《辨奸论》的张方平所撰《文安先生墓表》、苏轼致谢张方平撰写《文安先生墓表》的《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二文也是邵伯温所托名之伪作。李、蔡之说，几成定说。清末梁启超撰《王荆公》，又据李、蔡之说立论，影响至大。民国初，胡适也尝撰短文《苏洵的辨奸》，申明《辨奸论》为伪作。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章培恒先生撰写了5万余字长文《<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兼论〈王荆公年谱考略〉中的有关问题》，从版本材料、史事记载、文章义理等方面，进行颇为严密的辨析考证，欲从根本上否定李、蔡二人所持的《辨奸论》等三文乃邵伯温伪作之说。此后，邓广铭先生、王水照先生等多位学者就此文真伪问题先后发表论著，展开数轮颇为激烈而有益的探讨，新见时出，但仍然众说纷纭，迄今难以定论。下文即就李绂、蔡上翔之说以及章培恒先生以下诸位学者之质疑、辨析的主要内容分别作一简要的述说。

《辨奸论》题名苏洵所撰，一般都会收载苏洵文集中，确实今传的南宋刊本《嘉祐集》内收入此文。但蹊跷的是，两宋之际诸学者称苏洵撰《辨奸论》时，都是根据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立说的，虽然苏洵文集在北宋时已传世，但这些人都未能在苏洵文集中阅读此文，而只能通过《文安先生墓表》转引，也就是说，北宋时传世的苏洵文集内未收入《辨奸论》一文。因此，李绂、蔡上翔再通过辨析《墓表》、《辨奸论》中众多文字、史实讹误，指出《辨奸论》等三文皆为伪作，是最早提及《辨奸论》的邵伯温托名伪作，并载入《邵氏闻见录》，用以诋毁王安石以及其主持的“新法”。

对此，有学者指出《邵氏闻见录》成书于南宋初绍兴二年（1132），而在此之前即北宋末钦宗时成书的方勺《泊宅编》三卷本中已述及苏洵《辩奸论》，故《辨奸论》不可能是邵伯温之伪作。但有学者对此说提出质疑，认为邵氏编辑《邵氏闻见录》虽绍兴二年，然其开始写作则应在宣和七年（1125）以前，即在方勺《泊宅编》成书行世之前，因宋人所撰文章往往先单篇传世，其后再收入其文集，而当时邵伯温伪作《辨奸论》后，“为求扩大其影响而广为散布、宣扬”，故方勺所见《辨奸论》即为邵氏之伪作。此一说法，因全出推测，显属勉强。从现见史料及宋人撰写笔记的一般情况来看，大抵可认定方勺《泊宅编》三卷本成书在《邵氏闻见录》之前，故称邵伯温伪作《辨奸论》的理由不充分。

因两宋之际引述《辨奸论》者多据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但此《墓表》内容却存在不少严重的舛误，其中争议最大的当为以下这段文字：“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造作言语，至以为几于圣人。欧阳修亦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之，先生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云云。

其一，《墓表》说《辨奸论》撰于嘉祐八年王安石之母死后不久。但苏洵本因王安石“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等“不近人情”的行为而指责其为“奸”，然现在却在王安石母死居丧期间，“不仅不往吊，反作《辨奸》一文恶攻之”，在重视礼教的宋代社会，显然也属“事之不近人情者”。应有鉴于此，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便将《辨奸论》的撰作时间提前至嘉祐初年。对于苏询嘉祐初年撰作《辨奸论》的动机，方勺《泊宅编》、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与张方平《墓表》同，称苏洵甫见王安石就视其为“奸”。而叶梦得《避暑录话》认为苏洵“嘉祐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而王安石“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龚颐正《芥隐笔记》则认为王安石、苏洵二人乃因宴会上分韵赋诗争胜而致隙。但据今人考证，嘉祐元年王安石、苏洵同时参与的聚会酬唱活动至少有三次，其中有一次在嘉祐元年末。可证苏洵嘉祐初因与王安石交恶而撰作《辨奸论》的说法，实无依据。

其二，《墓表》所叙王安石嘉祐初“党友倾一时”之说与事实相违背。虽然在嘉祐初，王安石交游颇广，但宋代“党友”并非仅指朋友、交游，而与“党与”等词同，皆含“朋党”之意。而据诸史籍记载，在嘉祐初年的政坛上，“根本不存在王安石及其党友们组成的政治力量”。

其三，《墓表》“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更是明显有悖于史实，因为王安石于熙宁三年（1070）拜宰相，其拜相制词乃翰林学士王珪所撰，制文今存，其中根本没有“生民以来，数人而已”八字。而且苏洵卒于治平三年（1066），王安石拜相在此后数年，非苏洵“所及闻也”。又，张方平也尝任翰林学士，熟稔相关制度，“安得错缪至此”。对此问题，章培恒先生解释道：据张方平《谢苏子瞻寄乐全集序》自言《乐全集》乃由两个略通文墨的小吏抄写而成，抄完后，张氏并未覆阅，因此此四字“显有鲁鱼之讹”，原文“其命相制曰”当作“其党相谀曰”之类语句。邓广铭先生指出《乐全集》其余篇章均未出现如此关系重大的抄写错误，因此章氏之猜测不能成立。更有学者指出“‘命’与‘党’、‘制’与‘谀’，字形、字音均无相近之处”，而“在以理校改字时，无疑应该符合事理、情理和文理，而不能根据‘事出有因，而非向壁虚造’”就将“其命相制曰”改作“其党相谀曰”；而且《墓表》“蓄意辨奸”，若此处文字真作“其党相谀曰”，则是王安石与其党友在“相互吹捧”，而“又与下文‘生民以来，数人而已’相抵牾”，于是其文意“更加经不起推敲”。又有学者更指出“熟知麻制的起草规范”的张方平“又岂敢造作语言，伪用制词中根本没有的八字攻击王安石而授人以柄”。

《墓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确实为持《辨奸论》非伪作之说者颇难予以合理解释，故有学者别开思路，认为《墓表》上述那段文字，自“嘉祐初”至“党友倾一时”是讲王安石在嘉祐初的影响；自“其命相制曰”至“至以为几于圣人”是讲王安石在熙宁初的影响，故“党友倾一时”处“不应用逗号而应用句号，‘嘉祐初’三字只是前句的时间限制词，并不包括后句（自‘其命相’至‘几于圣人’）”；自“欧阳修”至“一篇”是讲苏、王之关系：自“欧阳修”至“天下患”是讲嘉祐初的苏、王之关系；自“安石之母死”至“一篇”是讲嘉祐八年的苏、王之关系，故这段文字“完全文从字顺，意思清楚”，不存在“鲁鱼之讹”。但通过细辨原文，就可见此一解释过于缠绕勉强了。

此外，持《辨奸论》伪作者还从其文之风格不似苏洵，“支离不成文理”，文中称谓不合宋人习俗，用典有误，以及苏洵卒，苏家已请欧阳修“志其墓”，曾巩“为之《哀辞》”，故“不应复有《墓表》”等方面进行论证。但有学者认为《辨奸论》行文风格与苏洵并无明显区别，并例举史籍记载来辨说此文中称谓、于《哀辞》之外又撰作《墓表》等与宋代文人习俗也不相违，至于用典有误，乃是苏文染习纵横家之文风而偶然误用典故而已，即使《辨奸论》确实不是“好文章”，也不能由此便认定其为伪作。

此类辩驳，莫衷一是，但《墓表》内容上存在的问题又无从予以合理的解释，于是持《辨奸论》著者为苏询之说者，遂渐将论辩的关注点转向收载或述及《辨奸论》的苏洵《嘉祐集》与苏轼《东坡集》。

1983年，有学者刊文指出，可利用残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辨析《辨奸论》的最早出处，为《辨奸论》著者的真伪问题提供了新材料。此后，王水照先生也指出此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残本四卷乃宋麻沙刻孤本，其第三卷即收有《辨奸论》，其中“桓”字不讳，应定为宋钦宗以前麻沙刊本。然邓广铭先生指出此麻沙残本的版式、字体等特征，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全同，知两书刊刻时间应“相去不远，以定在宋孝宗在位期间较合事理”。虽然对此麻沙孤本究竟刻于何时，迄今尚存争议，但此本即使真是北宋末刻本，可用于证明《辨奸论》的传世要早于邵伯温《邵氏闻见录》的成书，却似不能用来证明《辨奸论》非伪作。

收载于《东坡集》的苏轼《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中有“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载《辨奸》一篇”云云，此《东坡集》今存南宋残本避讳至“慎”字，当刻于宋孝宗时，从刻工姓名等考察，当与杭本属同一版本系统；又明成化本乃据南宋蜀本覆刻，有学者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认为蜀本（少《应诏集》）与苏轼自编的杭本相同，而苏轼《谢书》出自《东坡七集》之《东坡集》卷二九，故此文应仍杭本之旧而非伪作，因而此文中提及的《辨奸论》一文当也非伪作。但有学者对此蜀本于杭本“一无增减”，“杭本在东坡无恙时已行于世，则此《谢书》必系东坡的珍品”的说法提出质疑，云此说只是出于推断，并无实据；并认为南宋孤本《东坡集》即使确属杭本系统，但也“不能把它与‘东坡手自编’的北宋时已经版行的杭本《东坡集》等同起来”，此南宋本仍存在后人羼入《谢书》的可能。

显然，讨论至此，《东坡集》的早期版本问题实成为了证明苏洵《辨奸论》不是伪作的关键所在。即就持伪作说的学者而言，其有关传世《东坡集》与苏轼手定文集、杭本等关系问题的相关论述，虽具一定合理性，但多属推理而来。而认为苏洵确实撰作此文的学者，其论述南宋刻本与北宋杭本、“东坡手自编”本之关系，也因《东坡集》北宋本已佚、且史料缺少直接的记载，故其辨析也限于据一般情况之推断。

因此，题名为苏洵、张方平、苏轼的三篇文章，其相互间关系十分紧密，就被质疑者如蔡上翔所言：“原作伪者之意，以为非有安道《墓表》，不足以实明允之果有是辞，非有子瞻《谢书》，不足以实安道之果有是《表》。”虽然苏洵文集、苏轼《东坡集》早期版本源流的论定上尚存有异议，但由于此三文的内容中存在着甚为严重的讹误以及有违史实之处，而持肯定之说者似未能予以充分而合理的解说，则此三文的著者为谁确实存有重大疑问。如若其确系伪作，则其作伪者为谁？因此人需将此三篇文章置于苏洵《嘉祐集》、张方平《乐全集》与苏轼《东坡集》，而不引起世人的质疑，所以我倾向认为其应当是苏门子弟或后学。因为，《嘉祐集》、《东坡集》且不论，其《乐全集》，据苏轼《乐全先生文集叙》，乃苏轼代为编纂于元祐二年（1087），并收藏于苏家，即所谓“手校而家藏之”，故苏门子弟或后学实具备了此一条件。当然，伪作《辨奸论》等三文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通过攻击王安石的道德人品，进而达到攻击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目的。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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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还是招致“靖康之祸”的祸首？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专题，邀请多位宋史学者从政治、文学、哲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王荆公的面貌，以飨读者。

两宋之际，有一篇署名苏洵所撰的《辨奸论》颇流传于士大夫之间。《辨奸论》中有云：“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显然此文针对主持熙丰变法的王安石而作，指责王安石“不近人情”，为“大奸”。因此，此文面世之始，即颇存争议。叶梦得质疑“荆公（王安石）性固简率不缘饰，然而谓之食狗彘之食、囚首丧面者，亦不至是也”。

（《避暑录话》卷上）

朱弁云王安石“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故“人見其太甚，或者多疑其偽云”。（《曲洧旧闻》卷十）甚至对王安石变法持坚决否定态度的朱熹也说“《辨奸》以此等为奸，恐不然也。老苏之出，当时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为然，故其父子皆切齿之”，（《朱子语类》卷一三〇）即认为苏洵因私愤“切齿”王安石，故撰《辨奸论》咒骂王安石为“奸”。

至清初，李绂作《书辨奸论后》、蔡上翔撰《王荆公年谱考略》，更直指此文乃两宋之际邵伯温托名苏洵的伪作，并认为载录《辨奸论》的张方平所撰《文安先生墓表》、苏轼致谢张方平撰写《文安先生墓表》的《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二文也是邵伯温所托名之伪作。李、蔡之说，几成定说。清末梁启超撰《王荆公》，又据李、蔡之说立论，影响至大。民国初，胡适也尝撰短文《苏洵的辨奸》，申明《辨奸论》为伪作。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章培恒先生撰写了5万余字长文《<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兼论〈王荆公年谱考略〉中的有关问题》，从版本材料、史事记载、文章义理等方面，进行颇为严密的辨析考证，欲从根本上否定李、蔡二人所持的《辨奸论》等三文乃邵伯温伪作之说。此后，邓广铭先生、王水照先生等多位学者就此文真伪问题先后发表论著，展开数轮颇为激烈而有益的探讨，新见时出，但仍然众说纷纭，迄今难以定论。下文即就李绂、蔡上翔之说以及章培恒先生以下诸位学者之质疑、辨析的主要内容分别作一简要的述说。

《辨奸论》题名苏洵所撰，一般都会收载苏洵文集中，确实今传的南宋刊本《嘉祐集》内收入此文。但蹊跷的是，两宋之际诸学者称苏洵撰《辨奸论》时，都是根据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立说的，虽然苏洵文集在北宋时已传世，但这些人都未能在苏洵文集中阅读此文，而只能通过《文安先生墓表》转引，也就是说，北宋时传世的苏洵文集内未收入《辨奸论》一文。因此，李绂、蔡上翔再通过辨析《墓表》、《辨奸论》中众多文字、史实讹误，指出《辨奸论》等三文皆为伪作，是最早提及《辨奸论》的邵伯温托名伪作，并载入《邵氏闻见录》，用以诋毁王安石以及其主持的“新法”。

对此，有学者指出《邵氏闻见录》成书于南宋初绍兴二年（1132），而在此之前即北宋末钦宗时成书的方勺《泊宅编》三卷本中已述及苏洵《辩奸论》，故《辨奸论》不可能是邵伯温之伪作。但有学者对此说提出质疑，认为邵氏编辑《邵氏闻见录》虽绍兴二年，然其开始写作则应在宣和七年（1125）以前，即在方勺《泊宅编》成书行世之前，因宋人所撰文章往往先单篇传世，其后再收入其文集，而当时邵伯温伪作《辨奸论》后，“为求扩大其影响而广为散布、宣扬”，故方勺所见《辨奸论》即为邵氏之伪作。此一说法，因全出推测，显属勉强。从现见史料及宋人撰写笔记的一般情况来看，大抵可认定方勺《泊宅编》三卷本成书在《邵氏闻见录》之前，故称邵伯温伪作《辨奸论》的理由不充分。

因两宋之际引述《辨奸论》者多据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但此《墓表》内容却存在不少严重的舛误，其中争议最大的当为以下这段文字：“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造作言语，至以为几于圣人。欧阳修亦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之，先生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云云。

其一，《墓表》说《辨奸论》撰于嘉祐八年王安石之母死后不久。但苏洵本因王安石“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等“不近人情”的行为而指责其为“奸”，然现在却在王安石母死居丧期间，“不仅不往吊，反作《辨奸》一文恶攻之”，在重视礼教的宋代社会，显然也属“事之不近人情者”。应有鉴于此，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便将《辨奸论》的撰作时间提前至嘉祐初年。对于苏询嘉祐初年撰作《辨奸论》的动机，方勺《泊宅编》、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与张方平《墓表》同，称苏洵甫见王安石就视其为“奸”。而叶梦得《避暑录话》认为苏洵“嘉祐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而王安石“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龚颐正《芥隐笔记》则认为王安石、苏洵二人乃因宴会上分韵赋诗争胜而致隙。但据今人考证，嘉祐元年王安石、苏洵同时参与的聚会酬唱活动至少有三次，其中有一次在嘉祐元年末。可证苏洵嘉祐初因与王安石交恶而撰作《辨奸论》的说法，实无依据。

其二，《墓表》所叙王安石嘉祐初“党友倾一时”之说与事实相违背。虽然在嘉祐初，王安石交游颇广，但宋代“党友”并非仅指朋友、交游，而与“党与”等词同，皆含“朋党”之意。而据诸史籍记载，在嘉祐初年的政坛上，“根本不存在王安石及其党友们组成的政治力量”。

其三，《墓表》“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更是明显有悖于史实，因为王安石于熙宁三年（1070）拜宰相，其拜相制词乃翰林学士王珪所撰，制文今存，其中根本没有“生民以来，数人而已”八字。而且苏洵卒于治平三年（1066），王安石拜相在此后数年，非苏洵“所及闻也”。又，张方平也尝任翰林学士，熟稔相关制度，“安得错缪至此”。对此问题，章培恒先生解释道：据张方平《谢苏子瞻寄乐全集序》自言《乐全集》乃由两个略通文墨的小吏抄写而成，抄完后，张氏并未覆阅，因此此四字“显有鲁鱼之讹”，原文“其命相制曰”当作“其党相谀曰”之类语句。邓广铭先生指出《乐全集》其余篇章均未出现如此关系重大的抄写错误，因此章氏之猜测不能成立。更有学者指出“‘命’与‘党’、‘制’与‘谀’，字形、字音均无相近之处”，而“在以理校改字时，无疑应该符合事理、情理和文理，而不能根据‘事出有因，而非向壁虚造’”就将“其命相制曰”改作“其党相谀曰”；而且《墓表》“蓄意辨奸”，若此处文字真作“其党相谀曰”，则是王安石与其党友在“相互吹捧”，而“又与下文‘生民以来，数人而已’相抵牾”，于是其文意“更加经不起推敲”。又有学者更指出“熟知麻制的起草规范”的张方平“又岂敢造作语言，伪用制词中根本没有的八字攻击王安石而授人以柄”。

《墓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确实为持《辨奸论》非伪作之说者颇难予以合理解释，故有学者别开思路，认为《墓表》上述那段文字，自“嘉祐初”至“党友倾一时”是讲王安石在嘉祐初的影响；自“其命相制曰”至“至以为几于圣人”是讲王安石在熙宁初的影响，故“党友倾一时”处“不应用逗号而应用句号，‘嘉祐初’三字只是前句的时间限制词，并不包括后句（自‘其命相’至‘几于圣人’）”；自“欧阳修”至“一篇”是讲苏、王之关系：自“欧阳修”至“天下患”是讲嘉祐初的苏、王之关系；自“安石之母死”至“一篇”是讲嘉祐八年的苏、王之关系，故这段文字“完全文从字顺，意思清楚”，不存在“鲁鱼之讹”。但通过细辨原文，就可见此一解释过于缠绕勉强了。

此外，持《辨奸论》伪作者还从其文之风格不似苏洵，“支离不成文理”，文中称谓不合宋人习俗，用典有误，以及苏洵卒，苏家已请欧阳修“志其墓”，曾巩“为之《哀辞》”，故“不应复有《墓表》”等方面进行论证。但有学者认为《辨奸论》行文风格与苏洵并无明显区别，并例举史籍记载来辨说此文中称谓、于《哀辞》之外又撰作《墓表》等与宋代文人习俗也不相违，至于用典有误，乃是苏文染习纵横家之文风而偶然误用典故而已，即使《辨奸论》确实不是“好文章”，也不能由此便认定其为伪作。

此类辩驳，莫衷一是，但《墓表》内容上存在的问题又无从予以合理的解释，于是持《辨奸论》著者为苏询之说者，遂渐将论辩的关注点转向收载或述及《辨奸论》的苏洵《嘉祐集》与苏轼《东坡集》。

1983年，有学者刊文指出，可利用残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辨析《辨奸论》的最早出处，为《辨奸论》著者的真伪问题提供了新材料。此后，王水照先生也指出此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残本四卷乃宋麻沙刻孤本，其第三卷即收有《辨奸论》，其中“桓”字不讳，应定为宋钦宗以前麻沙刊本。然邓广铭先生指出此麻沙残本的版式、字体等特征，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全同，知两书刊刻时间应“相去不远，以定在宋孝宗在位期间较合事理”。虽然对此麻沙孤本究竟刻于何时，迄今尚存争议，但此本即使真是北宋末刻本，可用于证明《辨奸论》的传世要早于邵伯温《邵氏闻见录》的成书，却似不能用来证明《辨奸论》非伪作。

收载于《东坡集》的苏轼《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中有“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载《辨奸》一篇”云云，此《东坡集》今存南宋残本避讳至“慎”字，当刻于宋孝宗时，从刻工姓名等考察，当与杭本属同一版本系统；又明成化本乃据南宋蜀本覆刻，有学者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认为蜀本（少《应诏集》）与苏轼自编的杭本相同，而苏轼《谢书》出自《东坡七集》之《东坡集》卷二九，故此文应仍杭本之旧而非伪作，因而此文中提及的《辨奸论》一文当也非伪作。但有学者对此蜀本于杭本“一无增减”，“杭本在东坡无恙时已行于世，则此《谢书》必系东坡的珍品”的说法提出质疑，云此说只是出于推断，并无实据；并认为南宋孤本《东坡集》即使确属杭本系统，但也“不能把它与‘东坡手自编’的北宋时已经版行的杭本《东坡集》等同起来”，此南宋本仍存在后人羼入《谢书》的可能。

显然，讨论至此，《东坡集》的早期版本问题实成为了证明苏洵《辨奸论》不是伪作的关键所在。即就持伪作说的学者而言，其有关传世《东坡集》与苏轼手定文集、杭本等关系问题的相关论述，虽具一定合理性，但多属推理而来。而认为苏洵确实撰作此文的学者，其论述南宋刻本与北宋杭本、“东坡手自编”本之关系，也因《东坡集》北宋本已佚、且史料缺少直接的记载，故其辨析也限于据一般情况之推断。

因此，题名为苏洵、张方平、苏轼的三篇文章，其相互间关系十分紧密，就被质疑者如蔡上翔所言：“原作伪者之意，以为非有安道《墓表》，不足以实明允之果有是辞，非有子瞻《谢书》，不足以实安道之果有是《表》。”虽然苏洵文集、苏轼《东坡集》早期版本源流的论定上尚存有异议，但由于此三文的内容中存在着甚为严重的讹误以及有违史实之处，而持肯定之说者似未能予以充分而合理的解说，则此三文的著者为谁确实存有重大疑问。如若其确系伪作，则其作伪者为谁？因此人需将此三篇文章置于苏洵《嘉祐集》、张方平《乐全集》与苏轼《东坡集》，而不引起世人的质疑，所以我倾向认为其应当是苏门子弟或后学。因为，《嘉祐集》、《东坡集》且不论，其《乐全集》，据苏轼《乐全先生文集叙》，乃苏轼代为编纂于元祐二年（1087），并收藏于苏家，即所谓“手校而家藏之”，故苏门子弟或后学实具备了此一条件。当然，伪作《辨奸论》等三文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通过攻击王安石的道德人品，进而达到攻击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目的。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施鋆

十二星座第十三个星座是什么（十二星座谁是老大）

很多人都想做老大，但老大容易做吗？因此你想的，并不一定就能愿望达成，除了自身的条件外，还需要很多智慧去经营，那么在12星座中，谁最有老大潜质呢？本文参考太阳和火星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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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座

狮子座的人也非常有领导潜能，他们从小到大愿望就是称王称霸，野心也不输于天蝎座和摩羯座，狮子人非常希望别人崇拜他，听从他的指挥，这样会使他们更具自信心，因此他对权力非常迷恋，由于这种个性存在，很自然就会不断鞭策自己，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最后名正而顺成为有力掌权者。尤其是太阳在狮子，与火星、木星和冥王星有良好相位的人，多数是一个出色管理者。

天蝎座

不论黑白两道，天蝎座很容易站在最高位置，受到冥王星的守护，天蝎座的意志力非常强，天生有股神秘的力量，因此不论在哪里，他们很难以被击倒，即使失败了，他们也有信心站起来，而且会在短时间内，将攻击他的敌人击倒，爆发力非常强劲，尤其是个人命盘天蝎性强的人，即使太阳不落在天蝎座，但命盘中有很多天蝎座，如果月亮、水星或火星等等在天蝎，或是群星落在八宫或冥王星有很多相位的人，也具备王者的条件，不过这些人不见得一定站在最高领导位置，他们却可能是最领导人后面操控者，有点像太上皇的感觉，他们是老大中的老大。

摩羯座

在占星中，摩羯座处于黄道十宫，掌管事业和名誉，因此摩羯座的人也很出产领导者，而且他们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指挥家，除了自身的勤奋，也是一个严肃的领导人，不但严格要求自己，对待下属非常严格，他们通常看起来都非常冷淡，很少把喜怒流连于脸上，所以有摩羯上司工作的地方，通常工作效率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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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让诗歌点亮生活

“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故乡》

《孔乙己》《记念刘和珍君》《阿Q正传》…

你读过多少篇鲁迅？

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

今天是他诞辰140周年

鲁迅一生写诗不多，每首都独具特色

我们一同来读读鲁迅的诗

纪念这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文学家

”

鲁迅的自嘲诗

自 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注释：

华盖：星座名，共十六星，在五帝座上，今属仙后座。旧时迷信，以为人的命运中犯了华盖星，运气就不好。

破帽：原作“旧帽”。

漏船载酒：用《晋书·毕卓传》中的典故：“得酒满数百斛（hú）……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漏船：原作破船”。“中流：河中。

横眉：怒目而视的样子，表示愤恨和轻蔑。

孺子牛：春秋时齐景公跟儿子嬉戏，装牛趴在地上，让儿子骑在背上。这里比喻为人民大众服务，更指小孩子，意思是说鲁迅把希望寄托在小孩子身上，就是未来的希望。

小楼：指作者居住的地方

成一统：意思是说，我躲进小楼，有个一统的小天下。

管他冬夏与春秋：即不管外在的气候、环境有怎样的变化。

赏析：

《自嘲》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32年所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的首联写当时作者所处的险恶处境；颔联写他坚持斗争的行动；颈联写他坚持斗争的内在动力，即强烈的爱和憎；第四联写他战斗到底的决心。全诗内在逻辑性强，文字风趣，内容庄肃。

鲁迅的情诗

我的失恋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衣。

爱人赠我百碟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葫芦。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袖。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没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

注释：

这首诗创作于1924年10月3日，最初发表于1924年12月8日《语丝》周刊第4期。

作者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在《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中又进一步说：“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这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

鲁迅最沉郁的一首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注释：

惯：含有司空见惯之意。长夜：漫长的黑夜，比喻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岁月。

“挈（qiè）妇”句：挈、将，是同义词，均有提携、带领的意思。妇：指鲁迅夫人许广平。雏：指鲁迅的幼儿周海婴。当时，海婴还只有一岁零三个月，故称“雏”。鬓有丝：指两鬓斑自。鲁迅写此诗时已51岁，因多遭离乱与忧患，故有憔悴、衰老之感。

慈母：泛指当时受迫害的革命者的母亲。

城头：指南京。

变幻：指国民党军阀间的勾心斗角，长期混战，使政局动荡不安。

忍看：原作“眼看”，后在录入《为了忘却的纪念》时改成“忍看”。朋辈：即朋友，战友：指被害的柔石等五位左翼青年作家。

刀丛：比喻国民党的迫害政策。原作“刀边”，后在录入《为了忘却的纪念》时改成“刀丛”。

无写处：含有无地可写，无处可发表之意，形容极度悲愤。

“月光”句：月光如水，语出杜牧《七夕》诗：“瑶阶夜色凉如水”。缁（zī）衣：即黑色的衣服。

赏析：

《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31年所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的首联描写作者艰苦的生活处境，颔联揭示生活困难的原因，颈联写作者对死难者的深切哀思，尾联写作者的愤懑之情，表达了作者斗争的决心。诗句凝练，深切感人。

鲁迅文集的题诗

题《呐喊》

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赏析：

鲁迅在《鲁迅日记》1933年3月2日日记云：“山县氏索小说并题诗，于夜写二册赠之。”这“二册”就是《呐喊》和《彷徨》。在《呐喊》上所题的就是本诗。本诗后编入《集外集拾遗》。

山县氏，名初男，日本人。当时是湖北冶萍煤铁公司顾问，对中国古典文学很有兴趣，曾译过《老子》一书。经内山完造介绍，与鲁迅有来往。

《呐喊》是鲁迅写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收入自1918年4月到1922年10月间创作的十四篇作品。它于去1923年8月出版，到鲁迅题诗时恰好十年。所以鲁迅题诗的跋文为：“自题十年前旧作，以请山县先生教正。”本诗写了鲁迅在《呐喊》出版后十年来额遭遇，和他对这些遭遇的态度。

题《彷徨》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注释：

《彷徨》：鲁迅的第二本小说集，收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写的《祝福》等十一篇小说。

新文苑：指 “五四”以后的文艺界。鲁迅认为当时的新文化界很寂寞。

旧战场：作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这三年间，倒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两间：指新文苑和旧战场之间。

荷：肩负着。

彷徨：游移不定，不知往哪儿走好。

赏析：

本诗可见鲁迅的彷徨并不是完全消极的，它不是颓唐，而是由进取，有奋斗。而且，鲁迅的这种彷徨的心境，后来在斗争中很快地改变了。他在1926年11月就说：“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所以心里也就舒服了”（《两地书·七九》）

鲁迅写《题<彷徨>》这首诗时已经掌握了先进的思想，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他已没有孤独、寂寞、彷徨的心情了。他写这首诗，固然是为了介绍自己写这本书的情况，以便友人更好的理解这本小说；更重要的是，鲁迅回顾了自己走过的这一段路程，严于解剖自己，不断前进。（《两地书·七九》）

鲁迅的打趣诗

替豆萁伸冤

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

我烬你熟了，正好办教席。

注释：

萁：豆秸。

釜：锅。首两句出自曹植《七步诗》。

烬：物体燃烧后剩下的东西。此处作动词用，指燃烧成灰烬。

教席：宴请教师的酒席。

赏析：

《替豆萁伸冤》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25年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前两句的意思是泣的是萁，不是豆，因为在“煮豆燃豆萁”的过程中，化为灰烬的是萁，因此鲁迅要“替豆萁申冤”；豆则由生变熟成为佳肴，正好用去办“教席”，供汪懋祖等人享用，借以讽刺杨荫榆办酒席请汪懋祖等人阴谋加害学生。

这首诗，短小精悍，针锋相对，典故翻新，讽刺辛辣，具有强烈的讽刺性。

鲁迅最凄凉的诗

辛亥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茫茫浓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此诗在1935年12月5日写在条幅上赠给许寿裳。

鲁迅最有意境的诗

无 题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呤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注释：

墨：黑色。墨面：此处形容凋零破败的模样。没：隐藏。蒿（hāo）：香蒿，青蒿，二年生草本植物，叶如丝状，有特殊的气味，花小，黄绿色，可入药。莱（lái来）：一年生草本植物，开黄绿色花，嫩叶可吃。茎长老了可做拐仗。

敢：敢于。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看着万家凋零破败,隐没在蒿莱等野草丛中,就敢于唱出惊天动地的哀歌。万家墨面没蒿莱：与杜甫诗句“城春草木深”有相似的意境[（安史之乱期间，唐朝首都长安被安禄山军队所占领）春天，长安城里草木茂盛，一片萧条]。

浩：浩大。茫：茫茫，面积大，看不清边沿。广宇：广阔的宇宙。于：在。心事浩茫连广宇:心事茫茫，想得非常遥远。

于无声处听惊雷：即便是万籁无声，仿佛也能听到人们心中悲愤的怒吼。

赏析:

本诗中，诗人以深沉的笔调描绘了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中人民的困苦生活，万家凋零破败，淹没在蒿草丛中，人民在生存线上挣扎。同时诗人心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心事浩茫连广宇）。

依然是痛定之后的长歌当哭，动地的哀吟之中，是对惊雷的期待。鲁迅没有李白的疏狂，没有杜甫的愁苦。有的是屈原那样飞扬驰骋的想像和绵密深刻的忧思。从“我以我血荐轩辕”，到“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耗尽了一生的精力。心事浩茫，不为国君，为万家墨面的人民。

鲁迅的言志诗

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注释：

灵台：(书面语)心灵。神矢，爱神的箭。故园：祖国。荃不察：化用《离骚》中“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句。荃，香草名，隐喻国君。察，体察。中，内心。荐：献，进献祭品。轩辕：黄帝，上古帝王，中华民族的始祖，代指中华民族。

赏析:

这首诗是鲁迅21岁写的，51岁重写。在30年中很少写诗，从这以后才开“诗戒”。这是他言志的宣言。尽管祖国在黑暗中，我没有理由不爱她。虽然满腔热诚不被理解，我只管奉献我青春的热血。何等坚贞、猛烈的爱啊。这是《呐喊》和《彷徨》的先声，也是鲁迅毕生奋斗的标灯和旗帜。30年过去，鲁迅无愧无悔。

鲁迅写的悼诗

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赏析：

作于（1933年）六月二十一日

杨铨，字杏佛，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1933年6月18日为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于上海，20日鲁迅曾往万国殡仪馆送殓。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是日大雨，鲁迅送殓回去，成诗一首：（略）。这首诗才气纵横，富于新意，无异于龚自珍。”

注释：

[1]写给景宋手迹题“酉年六月二十日作”。

[2]"花开花落两由之"，这是句激愤的话。花开花落，用花草的枯荣喻人事的变化多端，两由之，都由之去吧，不去管它。以上两句意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哪里能摧毁我以往的战斗豪情；为了革命事业，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3]何期，哪里想得到。江南雨，鲁迅为杨铨送殓时，天正下雨。这里含有悲痛深切、泪如雨下的意思。

[4]斯民，此民，指人民。健儿，指杨铨。杨铨，字杏佛，江西临江县人，鲁迅友人，与鲁迅同为上海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铨虽是国民党员，但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1933年6月18日晨，被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组织"蓝衣社"暗杀。以上两句意为：真没料到在这大雨滂沱的日子里，我却热泪纵横，悲痛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又丧失了一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战士。

鲁迅的散文诗

秋夜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他1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2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3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4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5。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着许多蛊惑6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7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8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9。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10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注释：

1. 他：在五四初期的白话文中，不管称第三人称的女性或称物都用“他”。此文中的 “他”、“他们”即分别指代天空、花草、枣树等。

2. ?（shān）：眨眼。

3. 瑟缩：因寒冷而不舒展，冷的哆嗦，发抖。

4. 低亚：低垂。“亚”，通“压”。

5. 这是写作者深夜里一瞬间的感觉，并不是真的月亮东移。

6. 蛊惑：恶意的诱骗人，使人心意迷惑。

7. 吃吃：形容笑声。

8. 丁丁：象声词。元稹《景申秋》诗有“丁丁窗雨繁”句。

9. 栀子：一种常绿灌木，春夏开白花，极香。

10. 老：死的意思。

鲁迅的十首新诗

顾 农

一

诗人鲁迅最重要的创作成果是他的二十几首散文诗，后来集印为一册《野草》；其次是他的一批旧体诗，其中的名句如“我以我血荐轩辕”、“城头变幻大王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等，脍炙人口，传播尤广；他早先也曾写过几首新诗，知名度不高，现在读者也很少，简直几乎要被忘却了。

其五四时代的新诗篇目如下：

• 《梦》（《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

• 《爱之神》（同上）

• 《桃花》（同上）

• 《他们的花园》（《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

• 《人与时》（同上）

• 《他》（《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

一共六首，都在《新青年》上，皆署名唐俟，是分三回发表的：第一回三首，第二回二首，第三回就《他》这一首。按这样的形势画一个统计图，直线下降，趋向于零。果然，鲁迅后来便不再写新诗；而于1919年8、9月间在《国民公报》发表了七段散文诗，总题为《自言自语》，看样子还要再写下去，但不知道为什么，却戛然而止了，几年以后才重新开始。鲁迅有时会潜伏一段时间，酝酿进行新的工作（参见顾农《鲁迅的十年潜伏》，《上海滩》2023年第4期）。这种潜伏也可能细化到某一更小的领域。

颇堪注意的是，鲁迅停止新诗写作之日，也正是他开始动手来创作散文诗之时。这样一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转换，似乎表明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新诗这种文学样式不适合他自己，甚至也可以推测，他认为新诗不适合中国。

后来到三十年代，杨霁云首先把鲁迅的新诗搜集起来，编入《集外集》（五首，缺最后一首）；为此鲁迅在该集的序言中回顾自己当年的情形道：……也做了几首新诗。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到鲁迅晚年，他在会见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时，据说曾说过这样几句很极端的话：研究中国现代诗人，纯系浪费时间。不管怎么说，他们实在是无关紧要，除了他们自己外，没有人把他们真当一回事。“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安危译，《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这份谈话记录未经鲁迅本人审阅，而且有迹象表明，其中渗透了斯诺本人的某些见解；但斯诺也不大可能完全无中生有——鲁迅在闲谈时用极而言之的调子批评中国新诗，是完全可能的。

在1925年发表的《诗歌之敌》（后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一文中鲁迅为年轻人的爱情诗辩护，意在抨击坚守旧道德的保守派，但他又写道：“说文学革命之后文学已有转机，我至今还未明白这话是否真实。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可见他对新诗的现状及其前途很不乐观。

鲁迅的新诗大抵是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助威的，他完全摆脱了旧体诗的腔调，用非常散文化的文句，表达对新思想新生活的追求。

第一首《梦》，说中国人有许多梦想，往往后梦赶走前梦，诗人呼唤“你来你来！明白的梦”。这里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

梦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日的梦。

《他们的花园》一首则大谈应当大力向外国学习及其困难：从“他们的花园”摘来一朵白得像雪的百合花，却很快就有苍蝇来拉些矢在上面，令人气得无话可说，可是——说不出话，想起邻家，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还是要学外国，要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诗歌这样写，很近于比兴体的杂文，乃是时代精神的号筒，路径与小说《狂人日记》殊途同归。

他们的花园

小娃子，卷螺发，

银黄面庞上还有微红，——看他意思是正要活。

走出破大门，望见邻家：

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用尽小心机，得了一朵百合;

又白又光明，像才下的雪。

好生拿了回家，映着面庞，分外添出血色。

苍蝇绕花飞鸣，乱在一屋子里——

“偏爱这不干净花，是胡涂孩子!”

忙看百合花，却已有几点蝇矢。

看不得; 舍不得。

瞪眼望天空，他更无话可说。

说不出话，想起邻家：

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这一批新诗中水平最高的大约是最后一首《他》：

他

一 “知了”不要叫了，

他在房中睡着；

“知了”叫了，刻刻心头记着。

太阳去了，“知了”住了，——还没有见他，

待打门叫他，——锈铁链子系着。

二 秋风起了，

快吹开那家窗幕。

开了窗幕，会望见他的双靥。

窗幕开了，——一望全是粉墙，

白吹下许多枯叶。

三 大雪下了，扫出路寻他；

这路连到山上，山上都是松柏，

他是花一般，这里如何住得！

不如回去寻他，——阿！回来还是我家。

这诗的写法很像是魏晋之际大诗人阮籍的《咏怀》。“出门望佳人，佳人岂在兹？……忽忽朝日，行行将何之？不见季秋草，摧折在今时。”（《咏怀》其八十）鲁迅诗里的“他”，无非就是阮籍笔下的“佳人”，代表一种难以追寻的理想。鲁迅甚至说，追着追着，竟发现她已经死去，埋在山上（古代的墓上多种松柏）。这就比阮籍更要痛苦了。五四群众运动高潮到来之前，鲁迅有一种深沉的悲观，这一点他在《呐喊·自序》里也曾明确地说起过。

思想过于超前，形式也大为超前，这样的新诗就写不下去了。

鲁迅虽然不再写新诗，但仍然很热心帮胡适选他本人的诗作，又替周作人修改《小河》；鲁迅的诗人气质仍然在发挥作用，但他已经决心“洗手不作”，而一心运用那些更适合于他的文学样式，继续呐喊奋斗。

二

鲁迅写过旧体诗，有绝句和律诗；也写过新诗，“五四”前夜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六首，后来到三十年代初叶又有歌谣体的新诗四首——可是这四首一向被视为他的旧体诗，还有进而论定为“古风”的。否认歌谣体诗是新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错误，其意若曰：只有无节调不押韵的才是新诗——这个观念相当顽固而且可怕。

这四首歌谣体新诗是1931年底发表的《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童谣》以及1932年初的《“言辞争执”歌》，因为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讽刺色彩，只能刊登于当年的地下报刊。《好东西歌》唱道：

好东西歌

南边整天开大会，北边忽地起风烟。

北人逃难北人嚷，请愿打电闹连天。

还有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

文的笑道岳飞假，武的却云秦桧奸。

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

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

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

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

声明误解释前嫌，

大家都是好东西，

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

讽刺国民党党国要人的内讧和勾结，令人想起眼前的事实，“牙齿痛”、“上温泉”二句尤有比较明确的所指。这样骂上门去的歌谣是无从公开发表的。

这几首诗，内容具有尖锐的政治针对性，艺术上则充满了改进新诗写法的探索性。“五四”前后兴起的中国新诗数量不少，脱离群众，读者无多，影响远远不如白话文的小说和散文。大家比较熟悉而且能够记住的，还是旧体诗特别是唐诗。

新文学在诗歌领域里的革命迄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鲁迅一向认为，新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1935年9月20日致蔡斐君）曾经有若干诗人在形式上作过种种努力，很成功的不算多。读者太少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鲁迅特别强调新诗应该能唱。1934年11月11日他在答复窦隐夫的信中写道：“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新诗的改革就是要在这些地方作出努力。鲁迅继续写道：“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可以唱得出来。但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

“实在不会做”是鲁迅的谦辞，他分明做过有节调而且押韵的新诗，《好东西歌》等四首就是例证；只可惜他不过偶一为之，没有作出持续的努力。

即使是伟人也只能做属于他的那一份事业，可以只手包打天下的只有神仙。

附：鲁迅作于五四时期的另外三首新诗

爱之神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

一手搭箭，一手张弓，

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

娃子着慌，摇头说，“唉！

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

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

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

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桃 花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杨妃红”。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杨妃红：《开元天宝遗事·红汗》：“贵妃……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

人与时

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

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

一人说，什么？

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这说什么的，

我不和你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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