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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举是指什么?
慈善的行为或事情,共襄善举,希望工程是一大善举。
详细解释:
1. 好的办法和措施。明代叶盛在《水东日记·奏效各有机会》中提到:“都御史张楷、都督刘聚征闽寇,尚书石璞、都督徐恭等征浙寇,皆无善举,皆历物当劾,而楷聚尤甚。”清代杭世骏在《质疑·礼记》中也提到:“若非简其礼,则定卫之乱,亦同盟之善举。”
2. 慈善的行为。清代黄轩祖在《游梁琐记·吴翠凤》中说:“凤喜出非望,将银遍赐亲邻,悉充善举。”叶圣陶在《乡里善人》中也提到:“甲子那一年,由康翁发起,举办难民收容所的事情,我以为应该写进去。这并不需要夸张,却是十足的善举。”
善的解释:
善(à):心地仁爱,品质淳厚,如善良、善心。好的行为、品质,如行善、惩恶扬善。高明的,良好的,如善策、善本。友好,和好,如友善、亲善、和善。熟悉,如面善。办好,弄好,如善举。
举的解释:
举(ǔ):向上抬,向上托,如举头、举手、举重。动作行为,如举止、轻而易举。发起,兴办,如举义、举办、创举。提出,如举要、举例。推选,推荐,如推举、荐举。全,如举国、举世、举家。古代指科举。
自司马迁之后,汉高祖刘邦的人格品质,被人看好的不多,即使在刘邦事功得到极高推崇时,也只是说他拯民于水火,而不对其整个人品加以推崇。对刘邦的非难,或始于阮籍登广武战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1]之叹,到了《厚黑学》风行之后,刘邦二字简直成了人品不好的代名词,至今未有改观。这些否定刘邦人品的看法,也是来源于《史记》,应该说至少部分真实。但这种情况是矛盾的,因为伟大的事功而出自于低下的人品,不仅情理上说不通,在事实上也极不可能。如果肯定刘邦的事功是伟大的,其人品一定也是伟大的。司马迁称其为大圣,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大量事实为支撑的。刘向、班固称《史记》“不虚美,不隐恶”,[2]基本上就是从司马迁对刘邦的描述而得出的结论。不虚美,就是司马迁对刘邦的赞誉,都有事实为依据;不隐恶,就是司马迁虽然推崇刘邦的事功,也不因此而对其存在的缺点予以回避隐瞒。结果,后人往往忽略了司马迁的不虚美,而特别看中了他的不隐恶,这就造成了刘邦评价的尴尬。其实,像刘邦这样一个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王朝的统治者,是很难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他的个人品质的,应该看主流,也就是总体表现。司马迁的结论就是看主流的产物。我们今天评价刘邦的人品,也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即司马迁所站的角度来评价,才能得出其人品高下的真实结论。
一、 司马迁的评价基础
司马迁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高祖本纪赞》中所说的:“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的这个结论,看上去具有太多的宿命色彩,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似乎陈旧过时,对此持反对意见或不以为然者不在少数。但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司马迁通过对几千年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会因不合现在人的胃口,或缺少时代感而失去其合理成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对历史内在规律认识的深刻性,比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要高明的多。在司马迁看来,刘邦所为就是“忠”,正如《史记正义》所说:“汉人承秦苛法,约法三章。反其忠政,使民不倦,得天统矣。故太史公引礼文为此赞者,美高祖能变易秦敝,使百姓安宁。”如果参之以《秦楚之际月表序》,司马迁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其曰:“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倂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原来刘邦的功绩是使自周王朝东迁后动荡了几百年的社会生活复归于正常,这样的功绩,当然只能用大圣来形容。
其实,司马迁的结论也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在吸收了前人总结的基础上从总体上作出的。刘邦去世后,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3]我们今天熟悉的拨乱反正一说,其一大半就是源自于刘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秦结束战乱建立王朝,本来是有条件这样做的,即应该由秦来重新开始自夏以来三王之道的循环局面。诚如贾谊在评论秦亡时所说:“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4]但秦的立国之本并非宽厚,而是更加不合时宜的刻薄严酷,使三王之道无以为继。这个拨乱反正的历史局面,只是借着刘邦的成功,才得以出现。所以“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轝,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5]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刘邦的评价是根据对人民的贡献而言的,是针对周王朝东迁后数百年天下战乱不止,人民流离失所,终因汉兴而获安定的结果而得出的。那么,这种贡献或者说这个局面,刘邦是有心做出,还是无意得之?从历史记载来看,应该是出自其本心的有意为之。
二、 仁人之心,以天下苍生之心为心
现在论及刘邦的成功时,总会提出他的这样三个优点:1、雄才大略,有智谋,有远见;2、能用人,尤其是能驾驭人;3、头脑灵活,聪明绝顶,随机应变能力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而对刘邦所具有的为时代所需要的仁者之心丝毫没有提及,其实这才是刘邦最大的优点,是他优点中的帅,其它的优点只是从属于此而产生作用。
司马迁记载道:“高祖为人,……仁而爱人。”[6]这种仁而爱人的表现在史料中比比皆是:最初体现在为官府送徒咸阳途中纵囚。继而表现在初起沛时不愿意接受沛令之职。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7]注意,刘邦之辞为首,与曹参、萧何之辞为首有所不同,萧曹二人之辞,是恐事不成,秦王朝种族其家,而刘邦之辞,没有个人的因素在内。最为典型的则以入关灭秦,与秦人约法三章,悉除去秦法,不受秦民犒赏;再则是汉七年,刘邦击韩王信还咸阳,“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8]最后,在汉十二年过沛,父老留饮,刘邦说:“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9]不愿过多打扰家乡父老,显示出对家乡人民深厚的体恤之情。凡此种种,并非作戏,而是出自一片赤诚。
说到刘邦的仁而爱人,可能有必要将当时人对项羽的评价作个比较。萧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10]韩信曰:“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劚祝?滩荒苡琛4怂?礁救酥?室病!盵11]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12]郦食其说:汉王“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高起、王陵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14]以上诸说,实际上是待人之道,而不是爱人。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刘、项的本质差别。刘是与天下同利,项则专利己一人。有此前提,项的爱人,毫无实质性内容,更多的是表演的成分;而刘则尽可能多的使天下人得益。这种待人之道,其傲慢于人无实质性损害,其推利及人,则给人极大的实惠。这也正印证了刘邦的仁者之心之性。正因为有这种仁者之心,才能使天下归心,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上,看到更多的是刘邦的功臣受封得益,实际上,汉初的百姓得益也非常多。秦王朝穷奢极欲,收天下太半之赋,至汉初百废待兴,然而赋税并未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宋周密《齐东野语》云: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独两汉最轻。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耳。盖先时十五税一,则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税其一,乃所谓半租之制也。自后守之不易,故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三十税一,如旧制。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15]这个持续了几百年的情况说明,刘邦胜利的最大受益者并非他本人和他的部下,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正符合老子所说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主张,而司马迁的评价也有了落脚点。
三、 敢于承担责任,不自矜其功,勇于自责
刘邦在形势不利的时候,固然有过为自己逃命,将儿女踢下车的不光彩记录,但更多的是,在重大责任面前,表现出勇于负责的精神。前面提到的纵囚及出任沛公,就是这种性质。而真正的承担重任,是灭秦与抗楚两事。项梁败后,由楚怀王心主持大局,当时诸将莫利先入关。在这种形势下,楚怀王点了刘邦的将,让他带不足万人的部队去击秦并为楚国援赵军开辟道路。刘邦没有畏首畏尾,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有关这一点可参见拙作《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16]此不赘。在抗楚战争中,最艰难的事莫过于与项羽直接对垒。因为当时项羽才气最高,无人能敌,这一重任又是刘邦自己揽到身上,在荥阳一线与楚对峙三年,屡战屡败,多次受伤,几次差一点被俘。《史记索隐》引《三辅故事》曰:“楚汉相距于京索间六年,身被大创十二,矢石通中过者有四。”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固然难验证,但也足以证明,与项羽对垒是极危险的事。也正是刘邦有效地牵制住了项羽,才保证了其它战场战局的顺利进行。刘邦的敢担重任,不仅表现在天下未定之前,即使在当了皇帝之后,遇动乱骤起,也都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亲自领兵出征,无论是击韩王信、击陈豨,还是击黥布,也不论其身体适否,都是如此。
诸侯大臣共立刘邦为帝时曾说过:“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着,于后世不宣。”刘邦的功劳在当时已被认为是极致,再也无法更高的了,他还是不肯被立为皇帝,他说:“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17]这种在无可争议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别人的功劳的记载,当然又是其仁人之心的体现。最著名的就是天下平定后,他与群臣的对话,在谈到他如何能取天下时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18]因为刘邦有评论如此,故后人常以为刘邦沾了别太多的光。故这个问题有必要予以讨论。上述三人的功劳固然不小,但都是在刘邦的领导下取得的。比如张良早年得项梁之助,率千余兵士略韩地,每得一城,旋即为秦军夺走,最后一事无成。当然张良肯定有他的长处,历史记载刘邦用了他几条计策而受益。同样可以肯定,会有一些不高明的没被刘邦采用的主意,被历史记载遗漏了。萧何所做的工作,刘邦一点也不在行,应该说刘邦对萧何的评价是中肯的,但司马迁评萧何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19]这说明萧何的功劳是在刘邦的信任下取得的。韩信本是只身来投靠汉王的,其战功虽大,但毕竟没有正面与项羽单独作战,其作战能力是不是肯定高过刘邦、进而高过项羽,还不能简单下结论。只是刘邦并非以作战著名于史,对他这种能力,历史的评价过低了,实际上其能力是很强的。陈豨、黥布之叛,就非刘邦亲自出马不能平定。在对秦作战时,韩信还没有加入刘邦阵营,刘邦仍能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张良称其用兵为天授,就说明了刘邦的军事才能是相当高的。因刘邦不矜己功,故其称赞三杰,完全出自本心,也与众人对他的评价“能饶人以爵邑”、“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完全吻合。
与肯让功劳与别人相适应,刘邦的从来不自是己意,不固执己见,有一定的自责之心,这在开国皇帝中也是不多见的。他入关之初,便欲居秦宫室,这也是大功告成时的人之常情,但一听樊哙、张良之劝,立即放弃原来的打算;本来已听信郦生之说,刻就了封六国后人之印,一听张良反对有理,又立即放弃;本来打算通缉季布,听夏侯婴之劝,而命季布为大臣。对此类行为,苏东坡的评论最有见地,其曰:“刻印销印,仅同儿戏,何曾累高祖之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20]
汉十二年,刘邦治相国萧何罪,事后向萧何检讨道:“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繋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21]这是何等的胸襟气度。司马迁说:“子羽暴虐,汉行功德。”[22]而刘邦本人以不德自责自居,正是有这样一种自省谦虚,才使得汉王朝的早期统治者能够避免秦亡之覆辙,人民的休养生息也落到了实处。从而有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的盛世。
四、尊重知识及对汉文化的影响
有关刘邦尊重知识问题,现在没人讲过,因为汉高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个无赖,对有知识的人极不尊重,历史记载了他遇儒生,“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骂陆贾“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23]等等不良形象,故后人常说“刘项原来不读书”。但这种情况应该说只是刘邦的皮相,而非实质。刘邦的本质是尊重知识的,他特别能团结人才,也是他尊重知识特质的表现形式。
其实项羽、刘邦两人原来都是读书的,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就与几个大儒是幼时同学,刘邦的教育当然也不会太差。这方面只有与卢绾是同学的记载。但刘、项二人对待知识的态度完全不同。项羽在抹杀楚怀王的功劳时说:“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24]而刘邦定天下论功欲行赏厚封萧何,同样遭到武将们的一片反对之声:“臣等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25]看看,这与当初项羽的心态是何等相似啊。但刘邦不是项羽。他以猎为譬:“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26]刘、项对待知识的功用的认识差别如此悬殊,刘胜项败,固其宜矣。司马迁对项羽失败的评论是“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汉人扬雄认为刘邦的胜利是“群策屈群力”,这两个看法都是正确的,也恰好代表了对知识的尊重与轻视的两种倾向。可能宋人苏辙的话,对我们理解刘邦有帮助,他说:“古之圣人驱天下之人而尽用之,仁者使效其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虽杂,然皆列于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后任之?且虽有天下之善人,与之处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则虽有好善之心,而不获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为吾用也,而况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27]苏氏此段话之后,就将这个圣人直接落实到汉高祖身上了。
其实,刘邦的聪明才智在当时也是少有人能比得了的,正因为他尊重知识,所以他对别人的功劳看得很重。至于他轻视儒生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的儒生确实有不少是“徒持文墨议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但真正有才学的人,有一善策而得采用者,当不在少数。史料记载了刘邦听从了洛阳新城三老、袁生、郑忠、郦食其等人的良策,取得了对楚作战的主动。这样的事例应该还有很多,史书上不可能一一记下来。
对刘邦之智,明人何去非曾有过专评,其曰:“汉王之智盖疏矣,以其能得真智之所在,此所以王。……汉高帝挟其在己之智术,固不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之归者,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则天下之智,皆其资也。此所谓真智也。”[28]古人做这类结论时,其着眼点往往在刘胜项败。其实这正表明了刘邦以天下之智为智、也以天下之心为心的特质,所以才能放弃一己之私欲私见,从善如流。难怪群雄肯为之驱驰,原因就在于刘邦能为大家提供最好地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
可以想见,在仁者效其仁,勇者效其勇,智者效其智,力者使其力的情况下,不仅战争取得了胜利,也为日后的文化复兴建设开创了良好的局面。前人有言:“汉高帝天性明达,好谋能断,是以知三杰之谋,用之而不疑;善陈平之计,从之而不吝;当食纳子房之策,挥洗听郦生之说。娄敬有定都之谋,则嘉纳不宠,赐以姓;陆贾有《新语》之献,则亲览而每称其善;谏易太子,周昌之言切矣,则爱之;论次萧何,鄂千秋之言当矣,则赏之。其用人之明断也,为何如。惩秦敛之苛,则约三章之法;殚项羽之恶,则发义帝之丧;监胡亥之死,则立太子于草昧之初;惨焚书之祸,则祀孔子于过鲁之日,立宗庙;尊太公封同姓,而孝悌之风行;申军法,定章程,起朝仪,而制度之美之一,政之因革当矣。丁公不忠,则戮之以徇军士;季布各为其主,则封之以表舆;论政之赏罚明矣,为政之明断也为何如。”[29]
因为汉初的动荡,或许,汉高祖刘邦本身对文化建设没有直接的作为,但他以天下之心为心的做法,对于恢复文化就是一种导向作用。刘邦的态度造成了客观上的无为状态,与暴秦的“以吏为师”及焚毁百家之说的作法截然不同。刘邦是楚人,其故乡与老子的出生地相去不远,不知老子的学说会不会对他产生作用。这方面没有直接的证据,只有间接的曹参为齐相国取无为之道,而司马迁的父亲也崇尚黄老之术。大概这些人从刘邦的态度上感受到老子提倡的东西。老子曾说过:“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考察刘邦的个人品质,隐约与老子主张相吻合。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汉高祖的名望在终封建之世,始终是相当高的。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讨论刘邦对汉文化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天下之心为心,就是相信人民群众有选择知识的能力与权利,采取不干涉原则,让人民与社会自己发展自己,从而造成了整个文化的繁荣。中华民族的大多数之所以被称作汉人,就是与汉代文化在经秦火之后的迅速发展分不开的。孟子说,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以刘邦为首的汉王朝统治者在立国之初采取了无为的政策,造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在今天对刘邦评价拨乱反正的同时,也应该给他在建立汉文化一道上,给予应有的地位。
清世宗(中国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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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公元1678年—公元1735年),满族,清圣祖玄烨第四子,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1722—1735年在位,年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清世宗年轻时跟从顾八代、徐元梦等学习经史,又与禅僧接近,稍懂佛学。曾随圣祖巡幸江南,朝佛五台山,秋狝热河(今河北承德),并奉命往祭曲阜孔庙、盛京(今辽宁沈阳)祖陵。清圣祖亲征噶尔丹,从征掌正红旗大营。康熙末年,同其他皇子争为储君。圣祖死后,他在步军统领隆科多帮助下继承帝位。世传他夺了抚远大将军胤禵的帝位,但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尚无定论。
清世宗即位时已四十五岁,加之前此的经历,使他比较了解世情,并具有丰富的统治经验。即位后,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将胤禵从西北军前召回,加以圈禁。晋封胤禩为廉亲王和总理事务大臣。将胤禟发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常因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雍正元年(1723),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限制、减少官员的贪赃舞弊和横征暴敛。二年,又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亏空钱粮严重,决定严格清查,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命在短期内分年带征。三年,世宗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同时削隆科多太保,后圈禁致死。并因此株连出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和查嗣庭试题案。七年,发生曾静遣其徒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的投书案,牵连到已故理学家吕留良,世宗遂大兴文字狱,以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的手段。同年,为适应西北用兵之需,始设军机房(十年时改军机处),选亲重大臣协办军务。军机大臣只能缮述皇帝命令,本身无赞画权,因而使皇帝更加集权于一身。他还在题本、奏本之外,命督抚布按等地方大员密折奏事,以加强皇帝对地方行政的控制。
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旨在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雍正二年,开始实行直隶巡抚李维钧提出的“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同时宣布取消儒户、宦户,限制绅衿特权,使无论贫富力役负担比较合理。同时,为了解决人口日益增长所需粮食问题,更加严格地执行传统的重农抑末方针,鼓励垦荒,强调粮食生产,反对种植经济作物,并反对开矿和发展手工业。他注意兴修水利,除治理黄河、建筑浙江海塘外,命怡亲王胤祥在直隶开展营田水利,在宁夏修筑和疏浚水渠。与此同时,实行社会改革。雍正元年,下令削除山西、陕西乐籍,并命其他贱籍也照此办理。后来浙江绍兴惰民、安徽徽州“伴当”、宁国世仆、广东疍户、江苏常熟丐户相继开豁为良,从而打击了残存的蓄奴制度,对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世宗在位期间还注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及外交关系。雍正四年,根据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取消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四川等省的一些土司,加强了中央对该地区的统治。五年,清廷同俄国订立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 ,在划定中俄边界及处理两国通商问题等方面,维护了国家主权。
清世宗把他批阅过的奏折选择一部分辑成《朱批谕旨》 。他对臣工的谕旨,由张廷玉等纪录编成《上谕内阁》 、 《上谕八旗》 。他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被后人辑为《御制文集》 。雍正十三年,世宗卒。谥宪皇帝。
雍正的主要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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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吏治。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吏治废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他克服各个方面的阻力,在全国上下大规模的开展清查亏空,设立会考府,实行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取缔陋规邓多项工作,由于他态度决断,雷厉风行,清朝的财政状况在短时间内得到明显改善,官吏贪污吏治腐败的坏况都有很大的转变。旅日华人学者杨启樵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
摊丁入亩。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明代权力集于内阁,故有权相产生。清雍正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创立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此机构存在200年,直至清末。与创立军机处伴随的是推广奏折制度。由于以前的官文书批转手续繁复,且经多人阅看,时间拖延且难于保密,而奏折则向皇帝直接呈送,直达皇帝本人。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数,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
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
另外,废除贱籍,废除腰斩也是他一个功绩.
他在位短短的13年所做出的改革,比他父亲(康熙)所做出的改革还要多。可以说雍正是一个改革型的皇帝。
清世宗勤于政务,大力清除康熙统治后期的各种积弊,取得一定成效,对清代历史发展有一定贡献。但他统治严酷,猜忌多疑,刻薄寡恩,这是他性格的弱点,从而容易得罪很多官僚阶级。
同时,也正是因为他的严厉统治和超乎寻常的努力当中大清帝国逐渐走向鼎盛,也才为康乾盛世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另外,雍正的勤奋不仅是过去皇帝,就算在现代领导人,也没有几个可以跟他媲美的。他在位12年8个月里头,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一年之中只有在他生日那天才会休息。而且每天的睡眠还不够4个小时。仅仅在数万件奏折中所写下的批语,就多达1000多万字。
家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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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母孝恭仁皇后。康熙亲征葛尔丹时,胤禛奉命掌管正红旗大营。20岁,被封为贝勒,31岁,晋雍亲王。康熙驾崩,胤禛即位,为雍正帝。
世宗孝敬宪皇后,乌喇那拉氏,内大臣费扬古女。世宗为皇子,圣祖册后为
嫡福晋。雍正元年,册为皇后。九年九月己丑,崩。
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四品典仪凌柱女。后年十三,事世宗潜邸,号格格。
康熙五十年八月庚午,高宗生。雍正中,封熹妃,进熹贵妃。高宗即位,以世宗
遗命,尊为皇太后,居慈宁宫。
敦肃皇贵妃,年氏,巡抚遐龄女。事世宗潜邸,为侧福晋。雍正元年,封贵
妃。三年十一月,妃病笃,进皇贵妃。并谕妃病如不起,礼仪视皇贵妃例行。妃
纯悫皇贵妃,耿氏。事世宗潜邸,为格格。雍正间,封裕嫔,进裕妃。高宗
时,屡加尊为裕皇贵太妃。乾隆四十九年,薨,年九十六。谥曰纯悫皇贵妃。葬
妃园寝,位诸妃上。
世宗诸妃,又有:齐妃,李氏。事世宗潜邸,为侧室福晋。雍正间,封齐妃。
谦妃,刘氏。事世宗潜邸,
号贵人。雍正间,封谦嫔。高宗尊为皇考谦妃。懋嫔,宋氏。事世
宗,号格格。雍正初,封懋嫔。
雍正子女
雍正皇帝先后得十六子八女,皇长子和皇次子幼年去世。临死前,雍正把皇位传给皇四子宝亲王弘历,命皇三子弘时自毙。皇五子弘昼从小软弱,未能和兄长们挣位,也没有这个意图。弘历即乾隆。
爱新觉罗·弘晖,长子,端亲王。
爱新觉罗·弘时,三子,削宗籍。
爱新觉罗·弘历,四子,清高宗,乾隆帝。
爱新觉罗·弘昼,五子,和恭亲王。
爱新觉罗·弘瞻,六子,果恭郡王,初为果毅亲王爱新觉罗·允礼后。
爱新觉罗·福惠,七子,怀亲王。
爱新觉罗·弘昀,早殇。
爱新觉罗·弘昐,早殇。
爱新觉罗·福宜,早殇。
爱新觉罗·福沛,早殇。
长女(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三月十六生,未逾月殇,母懋嫔宋氏(时为雍亲王府格格);
和硕怀恪公主,次女,母齐妃李氏(时为雍亲王侧妃);
三女(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五生,未逾月殇,母懋嫔宋氏(时为雍亲王府格格);
四女(1715年—1717年),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十二生,五十六年五月殇,母敦肃皇贵妃年氏(时为雍亲王侧妃)
养女和硕淑慎公主,理亲王允礽第六女,母侧福晋唐氏;
养女和硕和惠公主,怡亲王允祥第四女,母福晋兆佳氏;
养女和硕端柔公主,庄亲王允禄长女,母福晋郭络罗氏。
全部皇子按出生先后统排|生卒年|玉牒排序|日常生活中排行称呼|
一、弘晖|康熙三十六年三月生,康熙四十三年殇8岁|第一子|
二、弘昐|康熙三十六年六月生,康熙三十八年二月殇3岁| 无 |
三、弘昀|康熙三十九年八月生,康熙四十九年殇11岁|第二子|
四、弘时|康熙四十三年二月生,雍正五年八月六日死24岁|第三子|皇三子,三阿哥
五、弘历|康熙五十年八月生,嘉庆四年正月死89岁|第四子|皇四子、四阿哥、宝亲王|
六、弘昼|康熙五十年十一月生,乾隆三十五年死60岁|第五子|皇五子、五阿哥、和亲王|
七、福宜|康熙五十九年五月生,康熙六十年正月殇2岁| 无 |
八、福慧|康熙六十年十月生,雍正六年九月殇8岁| 无 |八阿哥|
九、福沛|雍正元年五月生,旋殇| 无 |
十、弘曕|雍正十一年六月生、乾隆三十年三月死33岁|第六子|六阿哥、圆明园阿哥、果郡王。
弘曕是雍正第十个儿子,序齿排行为六。
世宗十子:
孝敬宪皇后生端亲王弘晖,
孝圣宪皇后生高宗,
纯懿皇贵妃耿佳氏生和恭亲王弘昼
敦肃皇贵妃年佳氏生福宜、怀亲王福惠、福沛
谦妃刘氏生果恭郡王弘适
齐妃李氏生弘昀、弘时、弘昐
弘适出为果毅亲王允礼后。弘昀、弘昐、福宜、福沛皆殇,无封。弘时雍正五年以放纵不谨,削宗籍,无封。
端亲王弘晖,世宗第一子。八岁殇。高宗即位,追封亲王,谥曰端。
和恭亲王弘昼,世宗第五子。雍正十一年,封和亲王。十三年,设办理苗疆事务处,命高宗与弘昼领其事。乾隆间,预议政。弘昼少骄抗,上每优容之。尝监试八旗子弟于正大光明殿,日晡,弘昼请上退食,上未许。弘昼遽曰:“上疑吾买嘱士子耶?”明日,弘昼入谢,上曰:“使昨答一语,汝齑粉矣!”待之如初。性复奢侈,世宗雍邸旧赀,上悉以赐之,故富于他王。好言丧礼,言:“人无百年不死者,奚讳为?”尝手订丧仪,坐庭际,使家人祭奠哀泣,岸然饮啖以为乐。作明器象鼎彝盘盂,置几榻侧。三十年,薨,予谥。子永璧,袭。三十七年,薨,谥曰勤。子绵伦,袭郡王。三十九年,薨,谥曰谨。弟绵循,袭。嘉庆二十二年,薨,谥曰恪。子奕亨,袭贝勒。卒,子载容,袭贝子。同治中,加贝勒衔。卒,谥敏恪。子溥廉,袭镇国公。
怀亲王福惠,世宗第七子。八岁殇。高宗即位,追封亲王,谥曰怀。
清穿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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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是个穿越年,雍正帝成为众多清穿的男主人公.
随着清穿的盛行,清穿的作者和读者们也分为了很多党派,其中声势最大的,恐怕就是“四爷党”。
此党成员以女性为主,年龄十几至三十几不等。
论雍正和德妃母子间失和的原因
清世宗雍正皇帝自幼为康熙表妹,时为皇贵妃的佟佳氏(即一等公佟国维之女孝懿仁皇后)所抚养,虽并非过继,但因彼时中宫久虚,佟佳氏以副后身份统摄后宫,位份尊贵,备极荣宠,(佟佳氏深得康熙皇帝宠爱,夫妻感情笃深,孝懿仁皇后亦是康熙诸后之中唯一一位在死后得到圣祖写诗追悼的女子,是圣祖宫中其他佳丽所难以望其项背的;况且佟佳氏膝下犹空,胤禛出生后数年方诞下一女,旋即而卒,故伊视胤禛为己出,殷勤备至,关爱有加,而雍正则蒙其庇荫,承其恩泽,算起来当是康熙诸子中除了二阿哥胤礽(生母为索额图之侄女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初谥“仁孝皇后”)、十阿哥胤誐(生母为温熹贵妃纽祜禄氏,孝昭仁皇后之妹,遏必隆之女)以外,位份最为尊荣的一位皇子,因此从小即能受到一定的重视。幼时的胤禛乃凭借着这层得天独厚的机缘,被鞠养于康熙宫中,得到父皇的亲自抚育,所谓 “‘母’爱者子抱”,一时之间其乐融融,甚为温馨和谐。他们父子间的感情基础也因这层关系,而显得特别深厚牢固。
清宫惯例,皇子出生后或由官员抚养,或由其他妃嫔抚养,总之一言以蔽之,皇子诞下之后独不可付与生母抚育。这可能是为了杜绝后宫干政吧,所以有清一代,除了慈禧以外,大体上杜绝了后妃预事及外戚祸国的弊政。但是这种“防弊”之策也非一无瑕疵,由于缺乏接触和沟通,这极有可能会导致出现亲生母子间互生隔阂,彼此猜忌,感情不睦,关系漠然等如是尴尬的境况。而不幸的是,雍正和其生母德妃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陌生而紧张,冷淡而无奈。
究其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因为胤禛从出生起即由佟佳氏抚养(胤禛后来回忆佟佳氏时曾感念其“抚冲龄而顾复,备蒙鞠育之仁,溯十载之劬劳,莫报生成之德”《清世宗实录》第十一卷,第九页。),一直到他十一岁左右佟佳氏病逝,幼年的胤禛都是在这位高贵温婉、仪态端庄的母亲之呵护和教导下一天一天成长起来的。“生恩不及养恩大”,所以胤禛感养母恩遇之素深,同孝懿仁皇后亲近,反而与亲娘生疏则是很自然的事情,亦合人之常情。(甚或这种情感上的亲疏还“延及”到雍正的子孙,乾嘉年间佟佳氏累次加谥,但是作为皇帝的生母乌雅氏却偏偏没有这种殊荣,仿佛她是什么不相干的人,生生地被抛在了一边,极不寻常之中隐隐地透露出雍正和德妃之间“耐人寻味”的“母子”关系。)
第二,佟佳氏是康熙的表妹,位份尊贵,自康熙第二位皇后(即孝昭仁皇后,康熙朝四辅政大臣遏必隆的女儿,与其妹温熹贵妃同时选充后宫之期正值康熙欲除鳌拜之时,显见她的入宫多半是出于政治上原因,康熙和她之间未必有真感情。)死后,一直位列皇贵妃之位(因康熙认为自己克后,故迟迟不肯立她为后,一直等到到佟佳氏病重弥留之时始得封),即所谓的副后,掌管后宫,是圣祖康熙皇帝的贤内助,亦是诸位皇子之嫡母,她的尊贵一定让年幼的雍正产生一种依属感和安全感,出于生存的本能他必定会竭尽全力地去讨养母的好,以期获得她的欢心,久而久之在这种潜移默化之下则难免“沦为”一个懂得如何察言观色、趋炎附势的“势利眼儿”,对于自己的亲生母亲的态度想来也会由于养母的存在和在宫廷之中生存立足的需要以及祖宗的成法,而不敢过分亲近,胤禛甚至很有可能在有意或无意中表现出一种以佟佳氏之子身份自居的“小小”情绪,生母德妃看在眼里心中定然很不畅快,久而久之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便会蒙上一层阴影,结也越结越死了。
第三,“天下的父母皆是偏心的”,此乃古今常理。况且大多数的母亲都会特别疼爱溺宠幼子,这是她们天生的情结。胤祚(康熙的第六子,德妃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在的时候她疼胤祚,胤祚死了她自然就去疼十四子(胤祯,雍正时更名为胤禵)喽,想来雍正心中对此也一直耿耿于怀,母子间的隔阂愈见增大。
第四,当然就得专门说说四阿哥本身的问题了,这个头发卷曲语速极快的孩子,自幼就被康熙说成是"喜怒不定",可见年幼时心绪不佳,心中承受不住方方面面带给他的重压,往往会突然而然的发作,有时甚或近乎歇斯底里了。做母亲的大多喜欢听话乖巧的孩子,对于像他这样有些忧郁的孩子(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如是认为,语见《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页172,上海远东出版社。),自然很难博得母亲的欢心。
第五,胤禛即位即封隆科多(佟佳氏的弟弟)为舅舅,却反而把自己的嫡亲舅舅撂在一边,不以为意,这不等于向全世界宣布“我只承认佟佳氏这位养母是我唯一的母亲”了嘛,他的做法和《红楼梦》中的探春也实实如出一辙,显然在他的心底还是很不喜欢自己的亲娘,并且或多或少的将此公开化,(他的脾气性情本就是如此,很多时候都会他并不是如人们想象一般,将自己的感情遮遮掩掩,而是公开或半公开的一吐而快。)易位而处,若你是德妃眼见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此藐视自己恐怕也会气不打一处来吧。再想想看天底下会有哪一个儿子选择每天五更(凌晨三至五点)这个时候去给母亲请安的(《大义觉迷录》卷一,《清史资料 第四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11。雍正自暴隐情),他们名为母子,实则形同陌路,二人之间本就没什么话说,甚至大多数时候都是话不投机针锋相对的,但是为了避免背负不孝的罪名,雍正只能赶在母亲尚未起身的这个点儿前去“请安”,(实际上就是走个过场)互不碰面才能免生尴尬。说句实话,这招真是够绝的了,不过从中也隐约的透露出雍正内心的无奈与辛酸。
第六,我们再专门说说德妃这方面的原因,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坦然的说,德妃是我最最讨厌的一个人,因为她的偏心,她的“无情”,她的厚此薄彼,在我看来都是世界上最残忍最狠毒的武器,她深深的伤害了他自己的亲生儿子,而且这层阴影也一直伴随胤禛始终。德妃本为宫女出身,身份低微,是因为生下胤禛才得以于次年(康熙十八年)被封为德嫔,进而晋位为“德妃”。所以有些学者根据一些零零散散的史料加以推测,认为德妃原本是佟佳氏身边的侍女,被康熙看中而有了长子雍正,而佟佳氏因为愤恨德妃背叛自己所以才将雍正养育在自己身边同时向胤禛灌输一些不利于德妃的言论,从而离间他们母子之间的感情,使胤禛在潜移默化中与德妃疏远。自然了,女子间的争风吃醋,也会延续到他们两个人共同的儿子身上,就这点而论,德妃无疑是彻底输了(还不如一个死人!),她心中的愤恨是可想而知的了。当然,这种论断目前尚缺乏明确的文字资料可以佐证,确切与否尚在未定之天,不过倒可作为解释雍正和德妃关系不睦之原因的参考。
第七,德妃做事也的确有很绝情的地方。康熙驾崩,德妃便要以死相殉(实际上是给雍正下马威),逼得雍正情急之下对她说“皇考以大事遗付冲人,今生母若执意如此,臣更何所瞻依?将何以对以对天下臣民?亦为以身相从耳。”(雍正《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页11,第四辑,中华书局,1983年。)意思就是说“你死我就死,省得我以后无颜面对天下臣民,蒙受不孝的恶名”。他们母子之间这样互用自杀的方式相逼相胁,通观二十四史,亦是“耸人听闻”,亲生(!)母子之间的对立竟然已经到了“剑拔弩张”、“有你没我”的境地了,可悲,可叹!
第八,德妃以“皇帝诞膺大委,理应受贺。与我行礼,有何紧要” (萧奭:《永宪录》,卷一。)为由,拒不接受皇帝给自己行礼,害得登极大典差点都开不了场,使得雍正朝的第一次嘉礼这么大煞风景的开场,也似谶语似的注定了雍正朝凄凄惨惨的悲剧收场。
此外,这位母亲还曾放话说,雍正即位,"实非梦之所期",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告诉众人说,他——自己的嫡亲儿子(!)继承大统,就连我这个亲生母亲做梦都想不到,实际上就是不承认雍正即位的合法性,对他践祚的挑战。在政治环境如此险恶的情况下,在那么多政敌对她自己亲生儿子虎视耽耽的情况下,她这么说显然将会受人以柄,显然会把雍正往绝路上推,而她连想都没想,连怕都没怕,就这么说,这么做了!!!这么绝情,偏心得这么明显,若是我也不可能和她搞好关系,更何况好强好名如雍正者乎?!
德妃生前,断然不肯接受“仁寿”皇太后的尊号,也不肯从自己原先居住的永和宫移居到太后应住的宁寿宫去,故她甫一咽气,雍正便将她的梓宫(即棺材)移到宁寿宫,停灵三天才放到帝后死后应停灵的地方——寿皇殿,曲折的透露出雍正心中的忿恨与不平,其中的三昧着实耐人寻味。
还有,胤禛因早年中过署,故而特别怕热,德妃死后,虽天气酷热非常,但为免落他人(?!)以口实,他坚持守灵,以致数度昏厥,身体不支,在他给心腹年羹尧的密折中就有这样的话——“朕安,你实在为朕放心,实力不能撑,也顾不得丢丑了。况受过暑,一点热也受不得,只得以身荷之重,着实惜养,不必为朕过虑。”一种负气、愤懑的情绪,一看便明,母子之间关系若此,实在是雍正一生莫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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